翻腾旧物，在一本缺皮少页的旧书里发现一个黄色牛皮纸工资袋。袋面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仔细辨认，上面写着：
“丁振春，1980年9—10月份工资，应发工资额277元，备用金10元，实发额267元。”
瞬间，如烟往事浮现开来……
1980年初冬，纷扬的雪花飘落在小兴安岭南麓一个名叫桃山的小山坳。两个月前，我从中专学校毕业，在这里入职黑龙江省某地质勘探队。
那天刚起床，室友“大眼皮”便扯开公鸭嗓：“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发工资喽！”
“大眼皮”名叫邹喜华，是分队财务组的会计兼劳资员。他说，这次是9、10两个月工资一起发，同时补发半年的调涨工资和冬季取暖费。每个人要领上一大笔钱哩。
发工资是节日，最兴奋的是我们这些新员工。昔日寒窗无人问，如今成为单位人。马上就要领到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了，那一刻，我的眼前仿佛有无数张“大团结”在晃动……
“大眼皮”业务精、记性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我们每个人这次能到手多少钱。
“邹哥，我能拿多少？”我问。
“大眼皮”翻了翻眼皮：“你那点钱呐，说出来磕碜，拿笔来，我写给你！”
我把笔递给他，他想都没想，就在纸上飞快地写下：“267”。
啊！这么多？我张大了嘴巴。“大眼皮”不屑一顾的这点钱，在我眼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差不多赶上我父亲种一年地的收入了。
财务室是个大套间，来领工资的人里外屋排了一大溜。我排在队伍最后面。领到工资的工友眉开眼笑。终于轮到我了，“大眼皮”拿起我新刻的印章在工资表上戳了一下，漂亮的女出纳回身在一摞排好的工资袋中翻找到我的名字，瞬间，装有一沓子钱的工资袋便到了我的手上。我点也没点就揣进怀里，在房山头僻静的旮旯里，做贼似地从怀里掏出工资袋，看看四周没人了，才把一沓钱从袋里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数，整整26张“大团结”。
我跑回宿舍，把工资袋锁进箱子里，又跑着去上班。
第二天恰好是星期天。雪后的呼兰河已经结冰，我踏着没膝的积雪，揣着刚领的267元工资，去距工作单位五公里外的桃山镇，实施昨晚在被窝里酝酿了半宿的“计划”。
先给家里寄150元。
我来到邮政所，花一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手里微微地抖着，我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画写下父亲的名字。我能想象出来，这张汇款单出现在村子里的那一刻意味着什么。我似乎看见穷了一辈子的父亲，正捏着这张纸片挺着胸脯光彩地从乡亲们面前走过，走向乡邮政所那扇墨绿色的大门……
钱汇出后，我来到镇上最大的商店——桃林百货商场：
花35块钱买了一双猪皮棉鞋。马上过冬了，皮鞋是“单位人”的标配，穿上既暖和又抬举人；
花15元钱买一床新被套和新被里。从学校带过来的棉被，是上学时妈妈用旧被套、旧被里做的，都滚包露棉了；
余下67元，预留45元，其中30元买食堂饭票、15元零花。还剩22元，买了一套腈纶线衣线裤、两双袜子、一本《1979年获奖短篇小说集》和两支圆珠笔。
“计划”完成了，我的钱也花光了。 猛然记起，早晨出来时“大眼皮”张罗晚上室友聚餐，每人出5元钱。唉，这5元钱只能从预留的零花钱中开支了。
我从商场二楼下到一楼，路过家电柜台，收音机里，苏小明正在唱《军港之夜》，柜台货架上摆着一溜各式各样的收音机。其中一台，一尺多长，半尺多宽，两根天线，古铜色外壳。我忽然想起，妈妈曾经跟我说过：“振春，等你上班了，给妈买台收音机……”妈妈听评书成瘾，自家没有收音机，每天定时去邻居家听。
我多想给妈妈买下这台收音机呀！可兜里的钱除了预留的，都花光了。
我随口问了一下：“这台收音机多少钱？”
“30元。”售货员指着价签说。
“过几天，还有货吧！”
“说不准，这款双波段的红灯牌收音机是紧俏货，我们店只进了十台，还剩最后三台了……”
我眼睛盯着收音机，手下意识地伸进兜里。
可我又犹豫了：这兜里的钱是吃饭的钱，买了收音机，咋过？
我也想到了向同事借钱，可是，和同事认识不到两个月，咋好张口？
咋办呢？一拍脑门：退掉皮鞋！
我返回二楼，和售货员软磨硬泡，硬是把皮鞋退掉了。我用退皮鞋的钱买了收音机，还剩下5元钱，买了一双趟子绒二棉布鞋，算是给售货员一个“台阶”。
春节探亲，我把收音机带回家了。那天，妈妈把左邻右舍的“听友”都叫到我家，让大家“参观”这台红灯牌收音机。妈妈把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脸上挂着笑，不住嘴地跟大伙说：“我大儿子开工资给我买的……”
妈妈用这台收音机听了《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薛刚反唐》……
丁振春，佳木斯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北方文学》《鸭绿江》《雪花》等报刊，多篇作品获全国及省、市（局）级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