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校江苏省运河中学（作者： 马淑宝）

真是人生苦短。一转眼，高中毕业已有四十六个年头了。上班忙的时候还不觉得，现退休了，倒时常怀念起我的母校来了。

        那时的运河中学只有一个主大门向北，进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运中大礼堂”。礼堂为东西双坡屋面，砖木结构。向北的门头上方有一颗大红五星。建筑造型及规制与当时的县委礼堂基本一致，显得沉稳而庄重。我们经常在礼堂里听报告，上大课，看演出。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搞演出，我还与同班同学樊宋林登台表演了自编对口相声小段。有时也在这里召开批斗大会，也曾发生过被批斗的老师自残和自杀的悲剧。这礼堂，让我们收获过学识，得到过欢乐，同时它也见证了文革时期给教育事业造成的无序和不堪。

       礼堂东西两侧的大道上栽有法国梧桐树，一直向南延伸。你只要沿着树影儿走，它就能把你领到教室、操场、食堂和宿舍。粗壮的树干，枝丫斜伸向蓝天，在路中央牵手拥抱，长年累月的庇护着树影下的师生们。成为校园随季变换的一景：阳春三月，几场春雨过后，枝头上慢慢的绽放着葱翠的绿叶，不长时间，叶片阔比掌大；夏日，叶片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就像一把把硕大的遮阳伞。当我们在操场或课间每每汗流浃背时，就会躲到这一排排大伞下。霎时你会觉得似火的骄阳不见了，只有 习习的凉风，不一会儿，身心骤爽；待到秋冬来临，，她会慢慢的卸掉卷曲的冗叶，只留下斑驳遒劲的树干枝丫，让阳光的温暖从枝丫间直泻大地，洒泼在师生们的身上。

       礼堂南头紧靠着食堂，食堂门前有个小广场，广场上摆放几排木马凳架子，南侧不远的树上吊着那口每天都准时敲响的大钟。在每天的早中晚三餐的时间点，架子上就早早的摆放着排排方形木蒸笼。我们这些住校生，会把从家带来的大米或者地瓜等，在饭盒淘洗后放在蒸笼里，由师傅们抬到食堂里的一排大锅上蒸熟，再准时抬到广场架子上待同学们领走。

         当时十六七岁的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周的菜品就是从家里带来的一瓶黑咸菜，整日一天到晚不见油星。再加上青年人好动，每每不到吃饭时间，早已饥肠辘辘。不由自主的惦念着食堂蒸笼里的饭盒，就盼着早一点敲响下课的钟声。

        终于下课了，小广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不住校的同学们经此涌出校门回家吃饭，教职工走向教工食堂，我们这些住校的男女生，个个面带矜持的紧步奔向那广场上的木蒸笼。在一排排冒着热汽散发着原粮醇香的蒸笼里，摆着大的小的、长的、方的、圆的、各式各样的铝饭盒、搪瓷碗，上面有的用红漆，有的用绿漆，有的用黑漆，还有的用钉子写着不同的名字或画上记号。大家围着蒸笼转着，瞅着，搜着，总会找到自己那个熟悉的饭盒，一路小跑回到各自的寝室美餐起来。这食堂，这蒸笼，还有这钟声，至今仍给我留下难忘的饭香记忆。

      那时，运中有一大群优秀老师很值得我们怀念。他们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苏北教育来到邳州的。由于来自山南海北，讲课风格、语言表达各有千秋。像周雪英、王松贞、胡桂玉等南方来的女老师，讲起课来声音如黄鹂鸣柳，清新秀丽，婉转动听；教语文的宋晞老师，上课像如来普法，笑容可掬，声音洪亮；教物理的常永山老师在课堂上自信满满，笑口常开，口若悬河；教化学的王桂君老师，则是慢条斯理，循循善诱，入木三分。徐寿凯老师上历史课更有特色，记得有一次讲到帝国主义殖民瓜分的历史时，讲到激昂处，极速板书，声震屋顶，猛掷粉笔头，大有将帝国主义的餐桌立即掀翻的架势。此时，你若从此路过，从各个教室飘出的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就像一首悠扬婉转交响曲，让你身不由己的想驻足侧耳聆听。

        虽然还是文革中后期，但我们与这些老师关系都非常好。特别是高中的前两个学年，“右倾翻案回潮”，教师们难得相对静下来重执教鞭；我们也渴望从学工学农和批判会的缝隙中坐下来学点课本知识。老师的付出得到同学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我们班的同学集中起来，自掏腰包买了冰箱玉镯等礼物，去看望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及家人。

      我还怀念起我们的一大帮子同学。当年那个个生龙活虎的劲，那清澈的眸子，那笑声，那嗓门，那乌发，无不折射出青春的活力和羞涩。班长“孙猴子”在百米赛道上的爆发力，团支部书记张华在与新团员谈话时的严肃劲，学生会主席王亚东在黑板报上写出的那中规中矩仿宋粉笔字，生活委员刘景生发放粮票、助学金的那份细致，还有那位爱搞点恶作剧，绰号叫“东方神腿”的学兄，在“阴谋”得逞时的发出的一连串的坏笑……一幅幅，一幕幕，时常在脑海里回映。

        前段时间，正值学校要放暑假，我突然有了要去母校去看一看的冲动。一天下午，夕阳西下，天边一片火红，我独自一人来到了母校。现在已改为运河中学的初中部。我转着，找着，再也不见当年的礼堂，当年的教室，当年的食堂、蒸笼和当年的大钟……变了！所有的原始建筑都不见了！也不知我们的老师去哪儿了？

       转着转着，还好，学校在重建时，还刻意给我们留下一点原始记忆：在礼堂原址上新盖的那栋会议室，靠北门一端，还保留着礼堂的双坡屋面和大红五角星的建筑造型元素，西侧还保留了两排法国梧桐树，树上还象征性的挂着一口铁钟。我来到那颗挂着铁钟的树跟前，与它拥抱了一会儿，眼里不觉噙满了泪水，像是见到了唯一还在坚守的老朋友。

        我拿出手机，点出自拍，想再来一张毕业四十六年后的留影。突然看到屏幕里我，不觉又是一怔：这是我吗？刚入母校时的一头刺猬式的黑发，一张刚刚成人尚带稚气的脸，怎么成了如今似霜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时间哪儿去了？上帝还留给我多少时间？一丝悲凉一下子爬上心头，踌躇了半天，才不情愿的按下那令人感慨的一瞬……

        这时候，一声似水如歌的声音把我惊醒：“爷爷，能不能让一让，让我也拍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妈妈接着说：“大爷，她今年毕业了，让我来专门帮她照几张作为纪念”。我看着那个小女孩，那满脸的阳光和对母校留恋的眼神，多么像当年的我们啊？我让了让，又抬头看到了那一幢幢配备了远程教学的多媒体教室，那线条分明、绿草茵茵的阳光跑道，还有那已发展到四”个校区，仅初中部就有一万五千多在校学生的规模，还有那每年为全国各大名校输送的一大批本科生，他们又从各大名校走向祖国建设的各个岗位……

        哦！我知道了，这些，都是由母校当年的一代奠基者们，加上一代又一代的人师们的接力，用“蜡炬成灰””的精神和一腔热血浇灌来的。人类的文明也是靠一代一代传递和缔造的。这也让我似乎找到了“我们的老师去哪儿了”的答案，同时也有了老牛知晚自奋蹄的紧迫感……我又由悲转喜，满怀自豪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出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