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黄开泇保漕运——邳州段大运河史话-邳州文化网

泇河，包括东泇河、西泇河，分别发源于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石家峪和兰陵县韩庄以西凤凰山东麓，自北向南，流经山东兰陵县（原苍山县），江苏省邳州市，在邳州城区北经邳苍分洪道入京杭大运河。

明嘉靖以后，黄河水患集中于徐州附近，因而自沛县留城以上开南阳新河，以避黄行运，但留城以下，仍须借黄行运，河患对漕运时有影响。明代有识之士，多次建议开泇河，尽避徐州上下河患于徐、吕二洪之险。自隆庆三年翁大立议开泇河起，至万历三十二年开通泇河止，历时35年。

泇河源于泇水。其源有二：一出费县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峄县君山，东南流，与费泇合，谓之东、西之泇河。泇河南会彭河水，从马家桥东，过微山、赤山、吕孟等湖，逾葛墟皊面南，经侯家湾、良城，到泇口镇，会蛤鳗、连汪诸湖；东会沂水，从周湖、柳湖，接邳州直河；东南达宿迁之黄墩湖、骆马湖，从董、陈二沟入黄河。泇河通航，既使“黄运分立”，避黄河之险，，又不经徐、吕二洪，“运道由此大通”。

开260里的泇河，曾引起很大的争议。隆庆二年（1569年），河决沛县，茶城段淤塞，漕船2000余艘阻在徐州之东的邳州。时翁大立建议，在茶城运口以东的子房山另凿运口，开新运河，过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查勘后未施行。其后，朱衡、万恭会勘，朱衡主张“黄运分立”，漕运可避河患；万恭以及潘季驯均主张“河漕合一”，可兼得治河治漕两利，分之势必形成两役。意见分歧，翁大立之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万历三年（1575年），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计划“拚十年之费，以成泇河”，也因工期太长，费钱太多而终止。

漕运的原始含义，许慎《说文解字》云：“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司马贞《史记索隐》：“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均认为漕运的本义为水运，尤指谷物水运。人类开始舟行水上，运输物资，便有了漕运。

漕运的历史动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发展来看，先秦分封体制下，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法，但“天子中千里而为都，公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漕运东西南北所贡人者不过500里；诸侯之都，漕运所贡不过50里。所以三代之前漕运之法不备。诸侯、卿、士大夫对于上级的贡赋极其有限，甚至徒留形式。这一方面与诸侯及以下的统治者统辖的采邑保持着政治、经济的相对独立性有关，另有一方面，在生产力相当低下的条件下，大规模、长距离的物资运输不太现实。正如《管子》所论：“粟行300里，则无一年之积；粟行400里，则无二年之积；粟行500里，则众有饥色。”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虽也有邗沟、鸿沟等人工运河与“泛舟之役”的粮食水运，但国家层面上制度化的漕运是不存在的。

漕运的制度化始于秦，丘濬认为，“飞挽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负海粟，输北河之仓”。那么，什么样的历史因素导致了漕运的制度化？鲍邦彦认为，漕运是一种因封建社会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商品交换关系不够发达，封建政府为了供应政治中心粮食，以赋役形式，进行地区间粮食调拨的方法。彭云鹤认为，漕运制度的产生，是由于自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商品交换尚不发达，全国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相去日远。封建政府于是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以田赋形式，从重点产粮地区攫取巨量的粮食与物资，再通过水道运往京师或其他地区。此类专业运输，便是漕运。围绕这一活动而制定的各种制度，即漕运制度。此二说均认为，漕运制度化的前提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及小农经济形态下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分离的社会形态。不过，这样的概述缺乏对漕运制度演变的分析，对漕运的具体特征也没有具象的界定。李治亭认为，漕运由国家经营，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通过水上运输，把征收的税粮及上供物资，或输往京师，或实储，或运抵边疆重镇以足需要，并借此维护对全国的统治。此论比起星斌夫“漕运就是把税粮为主的官有物资，通过水路由地方送往京师，有时则从京师运送到地方的一种制度”之说要详尽得多，将漕运的基本特征胪列殆尽。此外，吴琦认为，中国漕运，是封建社会中央政权通过水道强制度性运转官粮物资的一种形式，主要满足京城皇室、官兵及百姓的用粮需要。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它以封建集权政治为母体，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土壤，以优良的水道运输系统为运输载体。类似的观点在陈锋《漕运与古代社会》一文中也有反映。以上学界诸说各富特色，但大都忽略了漕运的内在的历史演进。倪玉平认为，传统社会早期的漕运泛指官方物资的水运，它的内容多样，诸如粮食、木材、金属等物资的运输，均可视为漕运。到了宋元以后，随着漕运制度的发展，漕运便专指漕粮运输。

秦汉以降，帝国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军队体系为维持正常运转，发挥其政治、军事功能，需要巨量的粮食与其他物资供应。另外，国家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也需要储备相当数量的粮食，专制王朝对粮食的政治渴求，使得漕运成为帝国母体须臾不可废止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强大的集权统治下分散而软弱，只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赋税。统治者往往扶植小农经生产，巩固其赋税之源，从而维系王朝的长治久安。很明显，帝国专制体制小农自然经济的结合，才是漕运制度的出现并发展的最根本原因。至于泇河开凿疏浚之类的大型水利工程，亦完全是历代王朝利用已有的自然水道而实施的政治行为，泇河只能是漕运产生与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一。

总言之，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是多维的，泇河与漕运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大水，济宁、徐州一带泛滥成灾，运河堤岸溃决200 里，洪水壅滞于微山湖一带，漕运深受影响。舒应龙为通漕计，乃开韩庄中心沟40余里，凿礓避石，通彭河水入泇，把微山一带水域与泇河联系起来，这就是韩庄新河，成为今泇河的一段。二十五年，黄河于单县黄堌决口南徒，徐、吕二洪以下的黄河几乎断流，漕运再次受阻。二十八年，总河刘东星沿韩庄故道，凿良城、侯迁、顿庄及桃万庄一线，由黄泥湾至宿迁董沟口试行运，至此泇河初通。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黄河在山东省单县、曹县决口，破沛县大堤，由昭阳湖穿夏镇，横冲运河。总河李化龙于次年按舒应龙、刘东星治泇的旧线，开泇河行运，起自夏镇，迄于直河口，长260里，避黄河之险300余里。其间，开李家沟以避河淤；开王市、田家口以远湖险；中凿郗山以展河渠；建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8闸，以节制水流。其后，总河曹时聘复疏浚拓宽，建坝遏沙，修堤度纤，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三十二年，漕船由泇河通过的达三分之二。三十三年，通过泇河的漕船多达8000余艘。

泇河运道开成之初，徐州上下的黄河运道片未废弃，每年三月初，则开泇河，令粮运官民船，由直河口而进，以便利往来。至九月初则塞之。开吕公坝，入黄河，以便漕船回空与官民船往来，至次年二月则塞之。“半年由泇，半年由黄。”新旧运河交替使用，虽然时间不长，但已说明，重载船走泇河，黄河则在安流之后行驶空载船。此后，黄河运道堙废，泇河则成为沟通南北的唯一通道。

泇河入黄的直河之东为骆马湖，再东为马陵山，诸山西坡之水如沂河、沭河及其分支皆汇于骆马湖，湖水涨落变化较大。洪水宣泄出路有三：一为董家沟口，一为骆马湖口，一为陈沟口。而骆马湖高洼不平，无法行船，遇黄河决口，则波涛汹涌，险情迭生，船入泇河撞损极多，阻隔严重。万历四十二年，河决狼矢沟，黄河全注刘口，由直河口归旧河，怒涛险溜，严重阻运。天启三、四年（1623~1621年），王家集、磨儿庄险溜尤甚。漕储参政朱国盛在骆马湖中开通济河，于直河口北的马颊河口疏游沙330丈，接泇河；以下疏流沙，开新河，浚小河，通骆马湖口。以挑河之土筑堤分隔湖水作纤道，河堤长57里，筑堤8747丈，至五年四月工竣。次年，总河侍郎李从心又从骆马湖运口开河10里，至宿迁西2里陈沟口入黄河。

崇祯五年（1632年），因黄河决入骆马湖，通济河淤塞。总河尚书朱光祚重浚骆马湖，避河险15处，名顺济河（又名通济新河）。八年，骆马湖运道复又溃淤，总河刘荣嗣另开新河，起宿迁至徐州，引黄水注其中，其所有之邳州上下河道尽为黄河故道，多沙不利行舟，漕船仍走原河道，刘荣嗣遂获罪，死于狱中。后任侍郎周鼎专力于泇河，浚麦河、支河；筑王母山前后坝、胜阳山东堤、马蹄崖十字河拦水坝；挑良城至徐塘6000余丈河道。九年夏，泇河复通，崇祯末，运再改由董沟口入黄。清顺治七年（1650年），董沟口又游塞，遂取道于骆马湖。顺治十五年，董沟口又复游阻，总河朱之锡从骆马湖又开一口接黄河，但不畅通。船行“遂取道骆马湖，由汪洋湖面行40里始得沟河，又20里至窑湾口而接泇。”

从上述可以看出，开通泇河利于避黄行运，解决了河患对漕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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