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林彪一伙策划谋害毛主席、策动武装政变（上）

1970年，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被挫败。但是，他们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开始策划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活动。

1971年2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秘密据点开会。从3月21日至24日，他们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1日深夜，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1971年8月15日下午，已经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巡视察了。9月3日，毛主席到了杭州。

在毛主席此次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和沿途毛主席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违背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当天，李作鹏一回到北京就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密报给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觉得自己暴露无遗了，于是决定对在巡视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当时，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住在杭州的毛主席无异于进入了虎穴之中。

其实，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早已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从北京到杭州，毛主席沿途同当地负责人谈话，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又得到新的消息：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筑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过去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首先把汪东兴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汪东兴问毛主席：“专列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他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主席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接电话的是陈励耘的秘书。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汪东兴的办公室，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情请跟我讲。”

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秘书说：“能。”

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汪东兴又去找到张耀祠，交代他：“赶快去找专列乘务组的同志，将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汪东兴要求在专列转移到新的停车地点后，在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张耀祠很快去落实了。

汪东兴把情况都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9月9日凌晨，毛主席的专列转到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对汪东兴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保卫。”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他的建议，接着又问：“你的意见是……”

汪东兴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了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

汪东兴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来了，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了。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在谈话中，毛主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当地领导人闹不团结，讲了一个春秋时代，齐鲁两国长勺之战的故事，寓意深长。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汪东兴布置专列做好开车的准备。半个小时后，谈话结束，汪东兴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汪东兴回到毛主席那里，向他请示：“到上海后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汪东兴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汪东兴的房子里，他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9月10日13:40，专列由绍兴返回，14:50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汪东兴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表情不自然。

陈励耘跟汪东兴握手时，问：“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东兴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了解到，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9月8日那天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来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新野还追问毛主席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励耘就向他报告了毛主席同他们的谈话内容。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

后来了解到，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陈励耘一看到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就害怕。

根据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调查得到的材料，得知林彪一伙准备采用多种办法来谋害毛主席。

第一种办法：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江腾蛟指挥炸掉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据王维国交代，他们安排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计划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桥和专列，然后宣布是坏人搞的。他们已经到硕放桥那里研究了地形，还测量和设计好怎么安放炸药。

第三种办法：如果第二种办法失败，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已经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派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方行动提前了，他们没来得及调来部队。

第四种办法：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放置炸弹。陈励耘后来供述：他告诉于新野，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是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对王维国说：“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这些办法表明，林彪一伙企图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的阴险毒辣!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消灭警卫部队，再冲进去。王维国向于新野表态：“首长（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他们俩一致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月9日下午，于新野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去看了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大智大勇的毛主席如何最终挫败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