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辞世
七月十八日，苏轼在临终前，对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亦云：”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又告诫人们神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遗憾自己已经回天无力了。并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亦云：”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让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维琳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
维琳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偈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时候来中国，用一人之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后秦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在《纪年录》中亦有记载：”径山老惟琳来，说偈，答曰：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乃能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摩什，神咒真浪出。琳问神咒事，索笔书：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并出一贴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尤，非命也耶！盖绝笔于此。”此为苏东坡临终前的疑惑。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
常州诗人钱世雄(又名济明，晚年自号冰华老人)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更应该用力去求啊！”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亦有记载他们三人的答回：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宜勿忘。”公曰：”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钱世雄曰：”至此更须著力。”答曰：”著力即差。”(《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下】卷四十五)语遂绝。宋代周火军《清波杂志》卷三亦有此记载。在《佛祖统记》卷四十六云：”七月，东坡苏轼卒于毗陵。”
二、 殆是前缘
有人认为苏东坡获赦北归以后，选择常州宜兴（宜兴旧属常州）作为他的卜居地，纯属一种偶然性的无奈之举。其实，纵观苏东坡的一生，从他的诗、词、文、札记、奏章等来看，此举决非偶然。它是苏东坡衡量再三后的选择。
苏东坡与常州宜兴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那年苏东坡进京赶考，进士及第。在一次聚会上，与他同桌的是常州府宜兴县的蒋颍叔（之奇）、单锡以及武进县的胡宗夫等。苏东坡从蒋之奇、单锡、胡宗夫的介绍中，了解到了江南的秀丽风光。他被江南的秀丽风景迷住了。在酣酒中定下了卜居常州宜兴的”鸡黍之约”。然而，由于年少气盛，苏东坡自认为自己还没有施展抱负，故当时只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并没有非常认真，这可以从苏东坡与蒋之奇的唱和之诗中看出：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好，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后来，苏东坡又先后结识了常州的钱公辅、钱济明（世雄）父子、胡仁修、报恩寺长老和宜兴的滕元发（达道）、邵民瞻、蒋公裕等老友。
这些同窗好友都与他成了莫逆之交。在他以后的宦海生涯中，尤其是在他遭到贬斥的流放生活中，这些好友给予了他无私的关心。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直到元丰七年才得到赦免。政治上的坎坷沉沦使他退隐田园、躬耕自给的愿望更加强烈。常州美丽富饶的土地、温和湿润的气候和莫逆之交的朋友让他留恋不已，他决定请求朝廷让他留在常州居住。
他曾两次乞求朝廷准予他在常州居住。他在《乞常州居住表》中写道：”……而赀用罄竭，无以出陆，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犬马之忧，饥寒为急……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特许于常州居住。”当他得知朝廷准予他常州居住时，他喜极而泣，为如愿以偿而歌：”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
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苏东坡率全家抵达常州贬所。几经周折，苏东坡终于回到了这片朝思暮想的土地。他游遍了常州城景。在太平寺和报恩寺等都留下了他的诗：”六花青葡林间佛，九节菖蒲石上仙；何似东坡铁拄杖，一时惊散野狐禅。””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
几天后，苏东坡携全家定居宜兴的田庄。置身于江南农家风光，苏东坡由衷地发出了感慨：”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物外游。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这时苏东坡完全过着理想的生活，没有政治，没有公文，没有吃不饱饭的后顾之忧。他完完全全地放松着自己，从从容容地享受着江南秀丽的风光。
但命运总不让苏东坡有块宁静的土地。这时政局起了极大的变化，朝廷又起用苏东坡，并委以重任。喜忧参半的他只得告别了他刚刚建好的家园，启程赴任去了。
1101年,他从海南归常后，住在顾塘桥头孙氏馆，病中一日，天气闷热，他为图”快风活水”，一洗病中滞涩之郁，半夜泛舟运河而东至此系舟。此时，夹岸观者为堵，全城轰动。
说到苏轼的仙逝，史书只留下了两行字：”宋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吴越之民相哭于市”。
三、 此心安处
友情、亲情的温暖与关怀，是苏东坡钟情于常州宜兴的源头。
元佑八年，一直保护苏东坡的高太后去世了。灾祸接连降到苏东坡身上。他连连被贬，从定州到黄州，再到惠州，又从惠州被贬到海南岛的儋州。直到元符三年，苏东坡等元祐大臣被大赦。朝廷给了他一个虚职，允许他在外州任便居住。这样，苏东坡就面临着去哪里养老退休、安享晚年的选择。
苏东坡的第一个选择是回四川老家。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而且他的父亲苏洵墓穴旁留有苏轼、苏辙的两个位置。苏东坡一度也曾想”叶落归根”，但他从熙宁元年服父丧离开四川老家以后，30多年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了。他在四川既没有田产，也没有亲人，他只好放弃了回老家的打算。
苏东坡的第二个选择是杭州。苏东坡两次任职杭州，他与那里的老百姓感情非常好，而且杭州的山山水水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很想去那里定居。他曾说过：”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但杭州的生活费用很高，他在那儿也没有田产。苏东坡一生不断迁徙流放，生活困顿，没有积蓄，最后也只能作罢。
苏东坡的第三个选择是去颍昌（今许昌）和苏辙相聚，将来去嵩山隐居。苏东坡想到自己兄弟两人自入宦后一直离多聚少，现在都已年迈，他很想和苏辙团聚。不过这时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庇佑元祐党人的向太后已经逝世，政治风向又转回原状。他越来越感到颍昌离京城太近，绝不能清静。而且苏辙这几年流离贬谪，经济也很拮据，自己一家去他那里，又将加重他的负担。他考虑再三，毅然放弃了去颍昌与弟弟相聚的计划。
苏东坡的第四个选择便是去常州、宜兴。他在宜兴买有田产，能够供他生活。他的儿子家人也在常州一带生活，可以就近照顾他。在常州、宜兴一带，他还有不少好朋友，如蒋之奇、单锡、钱世雄等。尤其是钱世雄，在他被贬南方时，不断派人送信送物，两人的情谊始终不渝。在常州居住，他可以和老朋友们比邻而居，吟诗作赋。而且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朋友朝夕相处，安度自己的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今已决计居常州”。
他在北归途中，一路均有人热情挽留，有的甚至无偿提供居舍，但他总是坚定地说：”然某缘在东南！”他终于返回了魂牵梦萦的常州。最后遂了他在熙宁七年在常州悼念钱公辅的《哀词》中的夙愿：”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
“出处穷达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吾州。”这是宋费补之对苏东坡与常州之缘最确切的概括。
苏东坡与常州之缘，正如他自己所说：”殆是前缘。”
然而一路的颠簸，使得苏东坡身体极为虚弱。他在返常州的途中不幸染病去世。
苏东坡离开了人间，常州百姓世世代代口口相传，大文豪并没有死，他本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只不过他完成了人间的使命，回天庭述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