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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泊船瓜洲》：五次撰文论“绿”炼字之妙及主题新探（作者：徐景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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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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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安石《泊船瓜洲》诗结缘，缘自于臧克家先生发表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四期的题为《一字之奇，千古瞩目》这篇文章。文中谈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炼字佳话时，说：“我这个人，对这个‘绿’一直评价不高……我嫌它太显露，限制了春意丰富的内涵，扼杀了读者广阔美丽的想象……如果不用‘绿’字而用‘到’或‘过’，反觉含蓄有味些……读者从‘到’中，可以想象出更多的东西……何况，‘绿’字前人已先用过多少次了。” 认定倍受赞赏的“绿”字，反不如删除的“满”、“过”、“到”等字好，王安石炼字是越炼越差，炼字佳话反成了炼字败笔。臧克家先生以他独具的诗家眼光，从修辞学的横向比较的角度，不仅否定了“绿”的炼字之工巧，而且还把“绿”的炼字佳话视为弄巧成拙之举。以“绿”字炼字佳话影响之深远与权威，臧先生的“叛逆之论”可谓一鸣惊人，于我甚至有惊世骇俗之感。直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当年在邳州教师进修学校阅览室读此文时的震撼，不仅当即将观点记在备课本上，还与在座老师讨论，当天就在中师文选课上，讲了这个观点，引发学员们的热议。
我虽然很钦佩臧克家先生敢于亮出不同凡响的诗家见解，敢与传统观点大唱反调的“反潮流精神”，但他的观点却不敢苟同，认为大失偏颇，有失学理，心里一直琢磨这事。无独有偶，不久，又在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中，看到了否定王安石“绿”字炼字佳话更为“惊世骇俗”之论。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这样评“绿”：“‘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乐至山馆稍次湖亭》：‘行乐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钱先生语带揶揄，是从文学史的纵向比较的角度，对王安石炼字的富有创造性加以彻底否定。他认为“绿”的形容作动词的用法，并非王安石首创。钱钟书先生的这个观点，真让人脑洞大开，当然开的是诗歌鉴赏新境界。诗贵创新，赏诗也贵创新吧？较之于臧克家先生从诗家角度所作的横向否定论，作为学问大家的钱钟书先生的纵向否定论流传更广，甚至还被作为评介《宋诗选注》学术价值的典型段子，不断被推赞。
但我对钱钟书先生从文学史纵向比较的角度，认为王安石“绿”字是因词穷而袭用前人的观点大不以为然，当然，对臧克家先生从修辞学横向比较的的角度，认为“绿”字反不如“满、过、到”等字好更不以为然，于是在两个不以为然的固执心态下，写成《纵横比较谈“绿”》一文，学着他们敢于商榷前贤的精神，也大胆与二位大家商榷一番。没想到，不久这篇文章就发表在广西大学主办的《阅读与写作》杂志1995年第一期上。更想不到的是，后来还被 《王安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1912-2014 》收录（ 张保见、高青青编 2015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也许因为思考太过深入而对王安石“绿”字炼字佳话以及《泊船瓜洲》诗，产生了持久的研读兴趣，观点也在深化中不断修正，一发不可收的结果，便是后来又发表了四篇与此有关的文章。
仅仅时隔两个多月，我就在1995年第三期的《写作》杂志上发表了《无稽的诗话》一文，篇名还上了封面！这是我对古代三则流传甚广的经典诗话的考辨，既认为从史实的角度看是“无稽之谈”，又肯定其文学欣赏与创作上的深远巨大启迪意义，其中引评的第三个诗话，就是王安石“绿”字的练字佳话。我的观点是：
王安石《泊船瓜洲》诗的“绿”字的炼字佳话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但诗话真实与否，也存在着很大的疑点。它出自洪迈的《容斋续笔》，材料的来源据说是“吴中士人家藏其草”。且不说古代诗人写诗时特意把草稿留传下来，并传之于他人的事例实属罕有，单就其草稿的内容来看，也有多处令人不解的地方。草稿上这样写: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王安石好改字确是事实，但像“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这个”绿”字，要作如此改法，却又有些令人难以置信。首先，“绿”字形容词作动词用，这种词类活用的炼字之法，在古典诗词中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并不少见。如丘为的“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的“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的“主人山门绿”等等，作为对古典诗歌有很深造诣的大诗人王安石来说，不应不知道这些常识，而且他自己还写过“除却春风沙际绿”的诗句。“绿”字的选用，原本不应当是多么玄妙的事情，甚至也不应该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因而用了十数字才选定这个“绿”字，从情理上说似乎有些不大可能。再者，在诗稿上圈去字时，竟然还注上“不好”两个字，似乎更是不可能有的事。既然已经圈去了，又何必特意多此一举地注上“不好”二字，好像故意要让外人知道他的思考过程似的。还有，被圈去的十多个词，都是常用的动词，类似的可列出几十甚至几百个，这样漫无目的的并不太复杂的选择，有什么必要一一都罗列在纸上呢？如此做作，倒实在有些像玩文字游戏了。臧克家说得好，这些字其实都各有千秋，像诗话说的那样，选来选去的，只能说明诗的笨拙罢了。但一般人谈到这个诗话，往往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从那么多的字里选择到这样一个字，实属罕见，显示了极强的非凡的炼字的功力。其实，像王安石那样的大诗人，怎么可能这么拙笨，为了一个并不稀罕的字，而罗列出那么多的平庸之字？细加推敲，可以看出这则诗话人为编造的痕迹，它极可能是说诗之人，为了显示诗眼的重要，而有意罗列出那么多的常见词来加以比较，以此来突出“绿”的诗眼的魅力。久而久之，弄假成真，一段令后人着迷的炼字故事便应运而生了。
之后，我又在当年第11期的《写作》杂志上，发表了《句因篇佳而名》，同《无稽的诗话》一样，也上了杂志封题，而王安石“绿”字的炼字佳话，又一次作为典例被引入文中。这一次，我的分析又是别开生面：
其实在古典诗词创作中，不仅“句因篇佳而名”，字词也可以因篇佳而名。宋代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被誉为炼字的千古佳话，以至人们大都以为“绿”的形容词作动词用是王安石的首创。其实“绿”的形容词作动词用并非王安石的首创，前人已多有用之。如丘为有诗“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有诗“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有诗“主人山门绿”……而王安石的“绿”字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将前人的炼字之功归于已有，这除了那段广为流传的炼字佳话起了舆论宣传作用外，更主要的是王安石整篇诗较前人的那些作品更为优秀。前人的那些作品大都为写景而写景，内容空泛，缺乏深意，因而鲜为人知，连一般的古诗选本都不选录。而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诗，情景交融，意境深远，伤时感世，乡情真挚感人，更具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所以“绿”字到了他的笔下，尽管是袭用前人，但也熠熠闪光，传达出前人的诗作所难有的艺术魅力。
以上两篇文章，不仅都作为《写作》杂志的封题重点推荐，而且还都被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高师中文信息》杂志摘要，并多有转载。
随着对王安石《泊船瓜洲》诗的不断深耕细耘，1995年年底，我又有了新收获。继1990年在徐州教育学院学报发表卞之琳《断章》诗赏析文后，又发表了《王安石<泊船瓜洲>感情基调探析》一文，其后2000年，我还在这份学报上发表了《论金瓶梅人物应伯爵》，竟然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发。这时我已从进修学校调到报社工作，本与徐州教育学院主导的高师函授没有了工作上的联系，但王家伦老师依然对我厚爱有加，三篇文章都是他编发的，对他的感激之情铭心难忘。
《王安石<泊船瓜洲>感情基调探析》是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鉴赏辞典》观点争鸣。我从“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切入，论证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是忧不是喜，而大多解读者都被“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乐景所迷惑，误读了王安石的本意。这一篇也被《高师中文信息》杂志摘要了。
后来，我又将此观点另外撰文，题为《望文错生义，忧诗作喜句一一古诗识赏二例》
，发表在《阅读与写作》2000年第一期，针对发行量极大的《宋诗鉴赏辞典》与《中国古典诗词名篇分类鉴赏辞典》两书的误读进行商榷。
前后五年时间，我对《泊船瓜洲》的研讨撰成五篇文章发表，皆自成一言，作为文学爱 好者，不禁为自己能在古典文学的传承上尽绵薄之力而倍感欣慰。而我之所以在1992年从教师进修学校调到邳州日报社编辑副刊后，还能坚持古典文学的研读，是因为编辑之余，余还在高考补习班、电大与自学考试辅导班教中文课程。所讲教材，虽然都是教了多遍的老熟内容，备课却从不马虎，总是尽可能多地参阅相关资料，为与时俱进，了解最新学术动向，还订了几份专业杂志作参考，其中就有厚厚的人大复印中心的古代文学研究卷。我的教学观是，上课要常教常新，与时俱进，教学相长，自己也要从中受益。现在看来，当编辑时的“不误正业”，或者说教古化文学养成的对古典名作的执着研读的习惯与痴情，造就了我一生中的问学黄金时代。正因为大量阅读与不断有文章发表，才没有在小城平庸单调乏味无聊的生活中虚度光阴，也才有了几十年后蓦然回首的美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