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的是小时候的露天电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村里偶然放场电影，就会让村民们开心好几天。
那时父亲在新华书店工作，经常去部队营房送书。部队领导为表达谢意，一年中会派人来村里送几场电影。每当得到放映的消息，我便欣喜若狂，奔走告知好伙伴。很快，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传遍村里的大街小巷。
银幕还没挂起，操场上就展开了一场“圈地运动”，孩子们欢呼雀跃，手忙脚乱地抢占地盘。小砖头、小石头、小土块都派上了用场，操场被圈成了大大小小的“自留地”：长方形的，正方形的，梯形的，圆形的……接着，长凳子、短凳子，高马扎、矮马扎一起登场，操场即刻变成了凳子市场。为防止有人抢走场地，小卖主们守候其中，直到天黑。
夜幕降临，人越聚越多，人们到“自留地”里坐下，等待电影开演。
开演前也有小前奏，伙伴们会彼此分享好吃的东西。每次看电影，奶奶总要烙地瓜面饼。那饼软软的，甜甜的，至今想起都垂涎欲滴。她特意给我多带几块，让小伙伴也跟着享享口福。他们也会把好吃的分给我。那真是美味的享受！看电影的凳子有高有矮，高凳子会挡住后面的视线。个矮的人就会被让到前面，高凳子移到后面。大家商商量量，和和气气，欢欢喜喜地等待着电影的开演。
正片放映前，会有一个“加演片”，往往是动画片或科教片。尽管加演片没有正片那样扣人心弦，但在那个年代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长了我们的知识，饱了我们的眼福。
正片电影开演了，人们安静下来，视线定格在银幕上，慢慢随着故事情节进入了角色。个个全神贯注，眼睛睁大，耳朵竖起，喜怒哀乐尽显脸上，似乎要与影片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放映中突然断片。故事情节发展到紧要关头，银幕上的画面却没了。记得那次看《黑三角》，那个特务水鸭子正要被识破时，银幕“唰”地成了空白，这太让人扫兴。这时放映机上端的照明灯亮了，放映员举着一盘胶片忙碌着。
这当儿，口哨声、议论声、孩子们的嬉笑声相继而来，操场上立刻人声鼎沸。孩子们借着放映的光线，在银幕上用手摆出各种造型，形象逼真，好看至极，我们称它为手影戏。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片子换好了，观众的情绪又回到了故事里。
有时天公不作美，雨点来凑热闹。观众或披蓑戴笠，或撑着雨伞，任凭风吹雨淋，也要识个庐山真面目。遭罪的是冬天看电影。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棉帽棉衣武装全身，揣着手，身子缩成球。寒风还是不依不饶，从衣缝里钻进去，刀割一般。即使如此，人们观影的热情也依然不减。
这热情也时不时会激起生活中的浪花。
有一次，放映《小兵张嘎》，八路军为了做掩护，用柳条编织成帽子戴在头上，他们趴在土坡上，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勇敢威武，让人敬佩。第二天，孩子们“学英雄，见行动”，拽下路边的柳条编成帽子，戴在头上，用棍子当枪，抱在胸前，站在村口，俨然一个个勇敢的小八路。
又一次，看《阿诗玛》，我被眉清目秀心地善良的阿诗玛所打动，她成了我的偶像。心里总念想着她。于是锅灰做眉笔，红粉笔末做胭脂，涂在眉上扑在腮上。穿上裙子，用围巾包裹好头顶，镜前一照，好啊，阿诗玛再现了，追星的梦实现了一半。
村里放映的电影少，我们也去七八里外的邻村看。呼唤四五个小伙伴，“长途跋涉”地走到观影地，那里已是人山人海。观影的好位置没了，只得站在后头看。前面人头攒动，挡住了视线，便踮着脚，昂着头，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脚麻了，跺一跺；脖子痛了，转一转。有时困意上来，打起了瞌睡，还会被伙伴推一把，清醒过来接着看。实在疲乏得受不了的时候，只好坐到银幕背后的地面上，看“反电影”。“反电影”的银幕上，画面不清晰 ，文字反写着。仰着脸看，时间一长，脖子酸痛难忍，但痛里却带着快乐！放映结束的时候，人潮涌动，小孩子裹在人群当中，分不清东西南北，容易迷路，我们通常在电影结束之前就回返了。
回家路上，我们趁着月色星光，听着蛙声虫语，说说笑笑，惬意无比。我年龄最小，身体又最弱，走路拖后腿是常有的事。这个时候伙伴们就会亲切地拉起我的手，站成一排，嘴里喊着“一二一”。这口号声响彻夜空，给我注入了无穷的力量。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大步向前，像一支抗日小分队。回家来睡个懒觉，醒来捶打捶打疼痛的双腿，心里又盘算着下一个观影地了。
好怀念小时候的露天电影，它是盛开在我记忆深处的花朵，永远散发着诱人的芳香。
作者简介：张彩莉，微信名雨后彩虹。1996年7月毕业于青岛师范学校，中学语文教师，已退休。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作家协会会员。
评论列表（1条）
写的都是真实又回不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