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与国运:文/何亮

运河与国运:文/何亮

春满江南时节,我到江苏参加一个主题为“行走大江大河  书写水韵书香”的文化记者采风活动,在主办方之一的新华日报社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这本《最美运河地标》。以前也曾到各地采访,收到的参考资料多是些当地经济发展概况和文旅项目简介,很少能超出百度一下的范畴,故大致浏览一遍就无须带回了;这本书却让我眼前一亮,是全面介绍大运河江苏段风景名胜和人文古迹的,而且装帧精美,图文并茂,便一直揣在随身的电脑包里,边走边看。

“不了解大运河,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这是序言开篇的首句。是啊,对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华夏先民来说,有水之处才能生存,水系稳定才宜定居,才可发展,中华文明就是从数千年未尝停息的寻水、治水、变水患为水利的艰辛斗争中才走到今天的;而大运河,正是这无与伦比的治水壮举结出的硕果。同时它又如影随形,紧密关联着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 “是大运河把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以漕粮、盐税和沿线榷关保障着政权运行、经济繁荣、边关供应和文化的多元一体,才使‘大一统’不仅成为现实可能,而且成为矢志不渝的国族认同,纵然合久会分,终归分久必合。”

运河塞,国运衰。运河通,国运兴!读了此书,我不禁生出这样的慨叹。

全书共六章,分别是“水工枢要”“运港千帆”“古镇微澜”“鱼米乡俗”“园林水绕”“时代浪涛”。每章中的各篇都是独立成文,像分类集纳的文化名片,各以大运河上的某个地标为主题,追溯其历史渊源,讲述其曲折经历,描绘其当下风貌。

如溧水胭脂河,是明代洪武年间从一道叫做胭脂岗的山丘间开凿出的,为了使江浙一带的粮草物资更便捷地运至南京。采用的是李冰建都江堰的同样方法,“烧苘炼石,破块成河”,在坚石险岩中生生劈出一段长达十余里的穿山水道,现在虽不再是运河主航道,却因两岸峭壁一湾幽水而成为绝佳风景,被称作“江南小三峡”。

如苏州宝带桥,是唐代苏州刺史王仲舒首倡兴建,为的是在这风高浪急的太湖出水口保障运河船只安全,方便纤夫落脚。王刺史并未求朝廷拨款而是发起“众筹”——请当地士绅捐资,他自己也将束腰宝带捐出,便是这桥名的缘起了。

在介绍苏州枫桥一篇中,则由《枫桥夜泊》这首唐诗说起,讲述了这里曾是大运河进入苏州的重要关口,“枫桥”或许是由“封桥”转来,因为枫树不喜潮湿,鲜有生于水边的,而漕运重地则因有重兵把守,开闭定时,故称封桥。当然,这叫法比不上“枫桥”有诗意。历史,文化,或许就是这样在时间长河中不断被冲洗、演绎,终成为人们更愿意相信的样子,反过来又重塑着后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讲述洪泽湖大堤这篇,令我印象尤为深刻。前些年我自驾游曾到过洪泽湖,眺望那远接天际的湖面,行走于宛若蟠龙的古堰,不禁感慨万千,而对这大湖与长堤的前世今生却知之未详。读了此篇,方知它们与淮河、古黄河以及大运河的悲欢因缘。洪泽湖筑堤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广陵太守陈登在此筑30里长堤以防淮水泛滥;南宋时期黄河夺淮入海,此间尽成泽国,百姓饱受水患;元代虽开通了京杭运河,但在这一代因黄河泥沙太多,常致运河淤塞;是明朝治水能臣潘季驯提出了“蓄清、刷黄、济运、保漕”八字方略,在洪泽湖东岸筑百里长堤阻淮水东流,在北岸黄河与运河交汇处设出水口,借由高水位泄出的湖水急流冲刷黄河泥沙,才保障了运河通畅。明清两朝数百年间,这里一直是运河要枢,防洪重地。清道光四年(1824年)因凌讯冲激,湖堤周桥段出现崩塌,东面盐城、宝应、高邮数县尽成汪洋,加之黄河水倒灌洪泽湖,使千余漕船不能北上,震惊朝廷,致江南河道总督张文浩被革职发配伊犁。最后是启用因母丧在家丁忧的林则徐来督建新坝,才恢复了漕运畅通。然而对于洪泽湖水患,潘季驯的治水方略也好,林则徐的尽心努力也罢,都只是治标而未能治本,只有解决了因黄河夺淮产生的水患根源,才能一劳永逸。而这在封建朝代是无法做到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苏皖豫三省同时发起治淮行动,修建了苏北灌溉总渠和数道闸坝,开挖新的河道使淮河南注长江东入黄海,才从根本上解决了淮河千年水患。

洪泽湖从此安澜,大运河再无淤塞。

国运兴,运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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