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老街道（作者 ：徐景洲）

六十年代初，县城居民区划分为五个街道，分别叫码头、跃进、青年、建设和车站。街道全称“街道居民调解委员会”，曾叫过几年“街道居民革命领导小组”，后又改为“街道居民委员会”。街道权力很大，大到相当于一级政府。居民一切事务，都要经过街道，诸如招工上学，领证券，参加社会活动，甚至于干小工子领工钱，街道不开介绍信，你也领不成。

街道居民住房大都是自建，公家只收地皮租——我家好几间屋加一大院子，一年只交七毛钱。院子里的树，是自己栽的，却不属自己。砍伐需报镇里批准，折价后买下来才可砍伐。我家院子里种有两棵大柳树和一棵大枣树，都是花钱买下做家具。

街道居民正式叫法是“城镇居民”，与农村户口的居民的区别是拥有户口本、粮食本、煤炭本。我们住的居民区，也有农村户口的，大都是城镇户口居民的家属，她们是附近生产队社员。平时要干农活，养鸡养猪，花钱靠工分，吃粮队里分。城镇居民粮食有计划供应，没工作的，每月享受8元生活保障费。计划供应的粮油，在粮食局买。大米几分钱一斤，便宜的像白送。农村长得漂亮的姑娘，最大理想就是找个城里人老公，一步登天。只是嫁到城里，还是黑人黑户，入不了城市户口，孩子身份永远跟母亲走，不能安排正式工作。她们的社会地位，比城里人低，比乡下人高。要在城里生活一二十年后，才有希望转为城市户口。

街道上的事，千头万绪乱如麻。家庭琐事，时政大事，衣食住行，思想行为，没有不管不问的。政治运动多，三天两头开居民大会，人多，就在马路边空地上开。黑压压一大片，听街道主任读报纸或文件。母亲是跃进街道主任，我常替她读报，对《人民日报》特别有感情，还帮街道抄过大字报。冬天夜晚九点多，母亲开会没回，家里来了四五个小大姐，叽叽喳喳，说要开证明信领工钱。她们缠着我，让我写，“小弟小弟”喊得香甜。缠不过，拿出纸笔和街道大印，一笔一画给她们写。她们夸我字好，还说领了钱买糖给我吃。将此事说给母亲听，母亲笑着说，以后这样的事，都交给我做。我成了街道主任小秘书，是小时最自豪的事。街道主任三天两头要调解家庭矛盾与邻里纠纷，事不大的，到人家里，三言两句就能化解。闹得不可开交的，闹到我们家，屋里屋外、院里院外站满人，又吵又骂，阵势吓人，母亲最后都能摆平。

街道主任也算走资派。母亲整天挨批斗，大印被抢走，我很失落。不久又说街道主任不属走资派，街道主任摇身一变，成了街道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大印重回手中。街道居民也分两派，整天争来争去，一开会就吵架。街道组织收缴旧书小组，我跟着参加几次，迷上读旧书，干脆躲在街道办公室偷读，还顺手牵羊好几本。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那书，至少看十遍。

跃进街道办公室设在我们高台子居民区西路口，前身是酱盐店。罢课闹革命，无所事事，就带一帮小孩子天天去办公室玩。办公室前后两进院子，前院是会议室，放两把太师椅，一个老旧八仙桌，现在看来都是很值钱的古董。后院是办公室，有上了锁的文件柜和办公桌。古色古香大立柜最神秘，偶尔一次母亲忘了锁，我顺手拿了几十张空白的农业银行储蓄卡，发给小伙伴叠元宝玩。又拿走一节作废的电话机干电池，剥下铅皮卖了两分钱，挖出浆糊装满一瓶子。干电池内层缠着长长丝线，给女孩子当跳绳。夹层的石墨砸碎了，一人一小块当粉笔。芯子是又粗又长黑炭棒，像只大钢笔，归我独有。

七十年代初，母亲结束了十七年的街道主任生涯，去王杰旅社当经理，我再也没去过街道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