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作者：张维欣）-邳州文化网

两天前，谭嗣同由上海启程乘船至天津口岸，宋恕为他饯行。送别时，宋恕再三劝他远离政治，“不如早归”。然而劝阻无效，宋恕在日记中留下了“此公精研佛理，素能打破生死关头”的叹惋。临行匆匆，对于久未谋面的孙宝瑄等几位朋友，他叮嘱宋恕代为问好。孙宝瑄曾在与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宋恕、胡惟志、吴嘉瑞的一张名为“竹林七贤”的合影背后留下“幻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之偈语，而此时，他们将再无缘“把臂同游、樽酒谈禅”。

120年前的此时，谭嗣同孤身一人泛舟海上。倒海翻江与惊涛骇浪之中，奇幻频现与星辰流转之间，或许是他内心与宇宙最为接近的时刻，一切哲思将从此发隐。世界日新月异，海上瞬息万变，乘桴必有新获，他将去勇于追求那并不确定的前程与命运。

经过多天的海上航行，谭嗣同终于抵达过天津港口。在天津，他在谭延闿介绍下与福建人林旭相结识。当时，23岁的林旭正与18岁的谭延闿在酒楼间对饮，忽听隔壁传来一阵“有君无臣，奈何！”的长吁短叹，两个少年起身一看正是独坐此间的谭嗣同。谭延闿连忙将他唤来对坐，三人“高睨大谈，一座尽倾”，未曾想的是，林旭后来竟与谭嗣同并为军机四卿之列，做了13天的同僚。这天谭嗣同终于抵达北京，并居于浏阳会馆内，等待光绪帝的召见。浏阳会馆是谭家在京的居所，1867年由谭继洵以1292两白银购置，谭嗣同少时曾在这里启蒙读书（号内回复“浏阳会馆”可见介绍）。

抵京后，他邀请老师涂启先至京共襄变法，然而大围先生因年事已高，只好遣其子涂儒翯代为前往。小编曾去专程拜访过涂氏后人涂逸群先生，在他提供的《父亲涂经俊遗留的先祖资料》中发现一则涂焕陶所撰《涂启先简介》，其中就有这则记载。

这已经是谭嗣同抵达北京的第三天了。在京期间，他几乎天天与友人们来到宣武门外上斜街徐致靖的家中会谈。时任内阁学士的徐致靖是个老戏迷，他的外孙许姬传曾是梅兰芳的秘书，在回忆录《七十年见闻录》中记载了大量关于谭徐旧闻。雅好昆曲的谭嗣同常邀请徐致靖唱《长生殿》中的《酒楼》一折。这出在洪昇的原本中名为《疑谶》。所谓“谶”，是指所说的预言恰好应验。正在酒楼上控诉对把持朝政的安禄山不满情绪的郭子仪，恰好此时看到众朝臣到杨国忠家贺新居，又看到被封东平郡王的安禄山飞扬跋扈地走过楼下，十分愤慨，他怀疑这是一桩“谶语”。谭嗣同喜好这出，或许也有前几日在天津酒楼与林旭偶然相识的缘由在已经抵达北京一周有余的谭嗣同，忙里偷闲为自己远在家乡的妻子李闰写下一封家书：

夫人如见：

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

寄上《女学报》及女学堂书共一包，此后如欲看《女学报》，可开出卖报之处，请唐次丞托人去买。唐如不能，可径托大兄设法在上海购买也。或函托泰生弟更好。我十七、八可引见。此上，即颂坤安！

复生手草七月十一日住浏阳会馆

信末问及“即颂坤安”，这是一种专门对于女性的问候语。后署“ 复生手草”，及“七月十一日住浏阳会馆”。在谭嗣同的所有书信中，只对李闰一人使用过“复生”的署名。

光绪帝在这天下了一道谕旨，诏命将“督抚同城”的巡抚全部裁撤，于是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纷纷“下岗”，为官几十年的谭继洵就此卸下了湖北巡抚的职务。有很多观点认为谭继洵裁官和其子嗣同的维新举措不无关系，其实并不然。七月初七，岑春煊以太仆寺少卿的身份递呈《敬陈管见伏冀采择折》，针对岑春煊的建议，光绪帝才颁布上谕，此时谭嗣同还未入京。所以，谭继洵被罢官是因为“督抚同城裁撤巡抚”之政策，也绝非受其子变法失败之连累。

半夜两点，谭嗣同与张荫桓、郑孝胥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在乾清宫廊下板屋内等候光绪帝召见。清晨，自谭嗣同跨进殿门，和皇帝目光相接的一刹那起，光绪帝就明显感到这个与他年岁相近的人，有一种与其他王公大臣们截然不同的气宇风度，他轩昂潇洒，不卑不亢，却又有一种高远清冷之感。召对时，谭嗣同纵论时弊，光绪帝亦口谕其“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对于任用谭嗣同，皇帝实则有着一些考虑：他学贯中西，力主维新，对中外政治制度深有研究；且在湖南维新期间，已证明他才干卓伦；他又是督抚大臣的公子，其父谭继洵老成持重，在朝中人缘尚好，擢用其子，或不会遭到太多反对。当日，光绪帝即下诏，着赏加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这是军机四章京入值第一天，也是学习日。然而当他们来军机处报到的时候，看到此处的办公桌案满汉分列，于是来到汉案前就坐，却被汉族同僚以“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往”的借口而赶走；来到满案，又遭到了满族同僚以异族而不准落座的勒令。于是，他们只得将桌案设在了满汉两案中间。在这样充满敌意的艰难环境中开展工作，谭嗣同深感京中保守势力远比自己想象的强大，新政举措可能比湖南还要举步维艰。

新任四军机章京于本日正式当值。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重要政务机构。其职权为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国大事，并以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级官员发布指示。当时军机大臣被称作是“大军机”，其僚属称为军机章京，也就是“小军机”。刚刚上任的四位“小军机”，他们的职责是“参预新政”。司官士民的上书或条陈，将直接下发给他们，先由他们添加签语，再将上书中的有价值的内容上交“议复”。他们处理的文件在帝国的政治中虽不是最为重要的，然而一旦皇帝同意他们的“拟签”时，他们实际上行使的就是皇帝的权力，这样的工作性质与明代的内阁十分相似。他们四人分作两班，轮流当值：杨锐与林旭为一班，谭嗣同与刘光第为二班。而他们当年工作的地点现在还存在，位于故宫隆宗门北侧的“军机章京值庐”。

这天是谭嗣同与刘光第军机处的轮值日。本日内，总理衙门和户部一共代奏了五件条陈以及两种书，两人在当日内全部顺利处理完毕。不难看出，他们对于新政已是较为熟稔。然而，仅仅四人的军机章京小班子却并不太平，时有龃龉发生。比如来自四川绵竹的杨锐与谭嗣同、林旭的关系就十分紧张。飞扬跋扈的杨锐是张之洞的亲信，对维新派排挤有加，与谭嗣同等人素来政见不合，常在签拟条陈意见时发生争执。谭嗣同愤然与他争论，然而他却并不搭理。新旧之争的态势渐渐明朗起来，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等待着他们。

湖南举人曾廉上书弹劾康有为与梁启超，光绪帝遂将上书交由谭嗣同逐条批驳。为保康梁无罪，谭嗣同表示如曾廉之言属实，自己情愿首先坐罪。这就是著名的“百口保康”。虽然这份条陈最终被谭嗣同压了下来，但新旧两党已是充满了火药味。势单力薄的维新派在朝中支持率本就不高，此时更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

自变法之始，光绪帝几乎每日都有新政颁布，然而地方督抚官僚却借词推脱、敷衍塞责、犹豫观望，变法法令大多成为了一纸空文。于是在这天，光绪帝特拟上谕，并令各省督抚将其刊刻誊录，悬挂在衙署大堂中，以供众人观阅。这道被梁启超称为“国朝第一诏书”的上谕，正是出自谭嗣同的手笔。

光绪与慈禧两派之间正式的“摊牌”，始于一次关于是否开懋勤殿的争论之中。试图改变帝国根本政治体制的维新派们希望能在朝中设立懋勤殿，并选取十位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作为顾问官，共议帝国各项制度。这其实是借懋勤殿之名，而行制度局之实，最终的目标是建立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新政决策机构。为此，光绪皇帝特意将《历朝圣训》授予谭嗣同，让他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召开懋勤殿的典故，以此草拟一份上谕。通过这件事，谭嗣同察觉出了帝后之间真正的关系。他感受到皇帝无权的无奈现状与慈禧把持朝纲的政治手腕。变法的愿景，看似是花圃，其实却是沼泽。

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中召见了袁世凯，破格加封他为候补侍郎，责成其专理练兵。这次擢升正是是源于谭嗣同的推荐。听闻此讯后，康有为与梁启超十分欢喜，认为“天子真圣明”，正是联袁好时机，决定请袁世凯勤王。然而，谭嗣同却并不赞成联袁，在与几位师友的会议中，他决定飞电唐才常偕同他原来培养的会党死士迅速入京，襄助变法。从这两件事不难看出，谭嗣同在很早就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矛盾因为懋勤殿之争而再次上升到新的态势。为了缓解矛盾，光绪帝只得明谕变法核心人物康有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然而，同样在这一天，御史杨崇伊跑到了颐和园，他上了一道奏折，哭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庆王、端王也发出了相同的恳请。正是这样的奏折，促使慈禧太后彻底作出决定——她准备回到紫禁城，问责光绪帝。

光绪帝让林旭传出密诏，令康有为即速出外。为此，谭嗣同、林旭、康有为、梁启超、徐仁铸等商议联合袁世凯起兵勤王。康有为将谭嗣同拉入内室，动员他夜访法华寺，说服袁世凯去进行一项惊天的预谋——诛荣禄、围颐和园、杀慈禧。一向冷静的谭嗣同当即表示怀疑，但在胸有成竹的康有为面前，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重任。当晚，谭嗣同一袭玄色长衫，踏着月色，独自纵马来到法华寺门前。不待人传请，他信步走入寺庙内庭。一见到袁世凯，他当即抱拳，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说皇上现有大难，荣禄阴谋废立弑君，唯袁世凯可以救之。他拿出光绪帝密诏为证，要袁世凯率部在天津小站宣读朱谕，将荣禄就地正法。并迅速率兵入京围颐和园并守卫皇宫。谭嗣同又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并表示“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如若袁世凯不应允，他便当即与其同归于尽。面对袁世凯百般搪塞，谭嗣同再三催促他立即决议。袁世凯明白他此行必不空还，且他腰间衣襟高起，似乎藏有枪支匕首。于是，他佯装应允，表示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自己必竭尽全力。虽有隐忧，但天真而豪爽的谭嗣同还是信服了袁世凯。走之前，他对袁世凯表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一场充满着异变与阴谋的会面，即将这座位于报房胡同的寺庙内外上演。

从法华寺归来的谭嗣同早上见到了前来拜访的毕永年，并对他说出了对这盘生死博弈的隐忧。毕永年意识到即将事败，决定辞行赴海外。走之前，他劝说谭嗣同不要徒死，一起同行，却被谭断然拒绝。当天，已经做好留下准备的谭嗣同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称“英俄开战，各国兵船布满北洋，恐有奇变，缓行为妙”。他深感京城政局难测，为了阻止父亲进京述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欺骗隐瞒，这被陈庆年记载于《横山乡人日记》中。谭嗣同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作者：张维欣）

到了晚上，发觉大事不妙的康有为火速搬离南海会馆，住到了城外的金顶庙。谭嗣同微服前往与他会面，或许商议了关于“去留”的问题之后，遂折返城内浏阳会馆，而康有为则在翌日早上离京出逃。

清晨天还未亮，康有为急匆匆离家出逃，他由永定门车站乘火车至天津，再至天津塘沽。情势已然大变，长住在南海会馆的谭嗣同也迁回了浏阳会馆居住。

上午，袁世凯再次请训上奏，他向光绪帝暗示慎重用人，以防酿成大变，这或许正是针对前夜谭嗣同访法华寺之为。召见完毕之后，袁世凯亦乘坐11点40分火车赶回天津，并于下午3点抵达。随后，他谒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但碍于正好遇到其会客，他只好对荣禄声称“康有为结党营私”，但却并未告发谭嗣同夜访一事。政变已是一触即发，迫在眉睫。

这一天，政变终于发生，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她下令抓捕康有为兄弟二人，然而康有为已出逃，官兵只抓到了躲在南海会馆煤灰渣中的康广仁。此时，谭嗣同与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听闻抄捕消息，两人立即前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住处，请他设法保护。李提摩太劝说二人出走，谭嗣同断然拒绝。之后，梁启超前往日本使馆面见公使林权助，后又返回浏阳会馆。只有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并没有像他的老师一样仓皇出逃，谭嗣同也刚好在这一天的清晨拒绝了同乡毕永年的出逃忠告，他并无一刻动过出逃的念头，早已决心以身殉难。谭嗣同劝诫梁启超离开，勿做无谓的牺牲。他表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晚，这对挚友彻夜长谈。知道事情已再无挽回的余地，他们谈论的不再是政治局势，而是过往的回忆与超脱的佛理。分手时，谭嗣同将《仁学》手稿及家书信件交予梁启超，并与他道别：“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随即，二人以拥抱诀别，泪水盈眶，三去三回首。这一去，将是生离与死别。

谭嗣同拜访林旭。他表明自己甘愿赴死，林旭亦表态自己也不会走。之后，谭嗣同又来到上斜街徐致靖宅，徐老留他吃饭。席间，当问及他的打算时，谭嗣同拿起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我谭某开始吧。”徐致靖后来评价：“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他的次子徐仁录亦曾评价谭嗣同是个“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不知是否出于谭嗣同之感染，徐致靖在面对前来抓捕的官兵时，从容自若，无半分惧色。谭嗣同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作者：张维欣）

回到会馆，谭嗣同找了个借口，让借住在此的杨仁山长子杨自强离开北京，以免牵连，并托他带给杨仁山一句话：“告诉老师，西方再见了。”

大刀王五表示愿保谭嗣同逃亡，谭答以“死耳，何行为？”执意拒绝，又将配剑赠予王五。古时习武之人佩剑从不离身，除非到了生离死别之时。分别时，谭嗣同嘱托王五一旦自己入狱，切莫设法施救。他求仁得仁，早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诀别之时，王五悲伤泪落。

一切停当，谭嗣同大门中开，坐在家中静待捕者。宁乡人钱维骥是他见到的最后一位友人，在他无处可去时，谭嗣同主动邀请他在浏阳会馆过夜。他陪伴谭嗣同度过了被捕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两人彻夜长谈。

凌晨，谭嗣同检点数月以来亲友信件，并一一焚毁。又模仿父亲的笔迹，写下一封斥责自己不忠不孝并声称断绝关系的家信。后来慈禧太后阅看此信后曾说：“湖北巡抚谭继洵，原非平日不训饬儿子者。”因而，谭继洵得以豁免。在新旧矛盾最为剑拔弩张时，谭嗣同曾说过为新政而“不惜杀身灭族”，最后关头，他却以一己之力保护了所有家人朋友无一人因他而受到株连。夜晚，武人胡致廷劝他逃离，再次被拒。清早，已得知“围园劫后”预谋的慈禧太后当即下达抓捕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的谕令。

这次谕令的下达，比上次抓捕康有为的谕令晚了整整三天。历史，曾给过谭嗣同三天的逃亡时间。黎明，步军统领崇礼率兵闯入浏阳会馆。彼时，谭嗣同正送别乡人钱维骥出门，迎面遇上官兵。他镇定自若，甚至延请官兵至客厅怀旧雨轩。崇礼出示抓捕令，谭嗣同神色不变，从容起身，整肃衣冠，并对缉捕者拱手抱拳为礼，随之被缚而去。被捕之后，他先由步军统领衙门收押，随后移交刑部大牢南所头监。

谭嗣同入狱之后，狱中条件非常恶劣，且他自幼身体不好，自接到皇帝召见谕旨以来，更是患上了较为严重心肺疾病。关于其病历，谭嗣同曾于本年闰三月致欧阳中鹄信中言及：“嗣同归来，感受风寒，疲顿已极”；欧阳中鹄又于五月与他晤面时看到“其晦气满面，又内伤症已见，干咳不能寐，肝气横烈，知必有祸”；至武汉后，又曾“卧病十余日”，却依然致函欧阳中鹄表示愿意“此生犹赘，当力疾一行”；八月毕永年又有记载声称他因过劳而病剧，严重到甚至连寻常谈话都无法坚持进行；与梁启超分别时，又曾以“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了”作为劝其出走的托辞。可见此症由闰三月至八月一直未见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体每况日下，时值九月，就写信让家人将最厚的衣服被褥送进刑部大牢：谭嗣同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作者：张维欣）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谭家人胡理臣、罗升：

送来厚被窝一床，洗脸手巾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扣带一根，均同来人送来为要。

因狱中艰苦，这天，谭嗣同于刑部狱中通过浏阳会馆谭家仆人胡理臣、罗升传信给大刀王五，让他设法通融招呼被捕诸同志的食宿：

来信知悉。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谢得军机折，不用递了。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进来；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并托其赶快通融饭食等事。湖北电既由郭寄，我们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

同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病重，布告天下”，命荣禄即刻来京，并任命袁世凯代理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

谭嗣同入狱的第三天，他第三次写信给两位家仆，并请军机章京郭之全电告父亲谭继洵：速往源顺标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

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

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顺便告我。

12年后，汪精卫也曾被监禁在同一座牢中。他曾听狱卒说起过戊戌众人的情态：林旭在狱中时时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流涕：“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而谭嗣同意气自若，终日在牢中绕行，他时而拾得煤屑，在墙壁上写画。狱卒不解，问他所作何为，谭嗣同笑曰：作诗耳。家喻户晓的《狱中题壁》就是此时所作，其中所联想为东汉时期，士大夫因反对宦官、外戚专权而遭受迫害的“党锢”事件。

此诗后两句存有争议，根据刑部官员唐煊的日记，原版本为：“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清晨，梁启超乘坐日本“大岛”兵船出走，他在船上还不忘给伊藤博文和日本公使林权助写信，请求日方设法营救被困狱中的谭嗣同与徐致靖、康广仁等人。这已经是谭嗣同入狱的第四天，据《中外日报》记载，被移交刑部后，谭嗣同曾“慷慨大言，谓丈夫做事，自愿以一身当任，何必牵涉株连云云”，可谓对清政府的专断作以了最大的反抗。

在狱中，谭嗣同亦放心不下远在故乡的妻子李闰，他写下两封绝笔信。遗憾的是，都没能留存下来。二十六日与二十七日，慈禧连发两道谕旨，派军机大臣等对被捕诸人严行审讯。

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慈禧以“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的罪名，宣布了对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位章京以及直言上疏请慈禧撤帘归政的御史杨深秀、康有为胞弟康广仁六人斩立决的命令。刚毅为监斩官，步军统领崇礼调兵在前门一带布防，刑部预备囚车及刽手、青衣等差，提六人至提牢厅跪听上谕，六人约在午后四点左右押往刑场。临刑前，谭嗣同对监斩官刚毅喊道：“吾有一言！”刚毅躲避不听，却令他北跪谢恩，谭嗣同拒不屈从，怒目而视，大声斥责：“有何恩可以谢！”面对着他从小长大的宣南，面对着他曾写下“西山晚晴、翠色照地”的夕阳，面对着对他迎来送往的白杨，面对着支离破碎的家国和他深切爱着的人们，他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一生执着追求“仁爱”的谭嗣同，在33岁的年纪里，终是再也没能走出不仁的十九世纪。然而他求仁得仁，已是此生无憾。

当晚，谭家家仆刘凤池趁暮色苍茫街上行人稀少之时，和他的儿子用芦席收敛遗体扛回浏阳会馆，买好棺椁，并放置在后院正厅之中。只进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也在屠刀落下的这一瞬间，正式被宣布以失败告终。

谭嗣同一生不曾记过日记，

周围关系亲近者

如唐才常、梁启超等亦从无日记。

因此122年前，他最后一个月的

人生旅途究竟如何度过，

就成为了重重迷雾。

这与戊戌变法纠缠最为紧密的三十余天，

也是谭嗣同一生当中最为炽烈和高光的时刻。

然而历史却并不鲜活，它像一堆灰烬，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探手其中，

根据周围人日记、回忆录、

史料笔记、书信、报刊、政府公文等

散佚各处的史料碎片，

拼凑出这一月余的真实本来面貌，

为他补上这最重要的一段日记。

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晚近风云里，

谭嗣同由浏阳至长沙，

再由长沙至南京、上海，再至天津、北京，

一路北上，一往无前，他向死而生。

然而他的生命并非终结于此，

却是另一个开端。

谭嗣同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作者：张维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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