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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李文娟应邀参加“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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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由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地方志学会、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协办，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南京市地方志学会、《江苏地方志》编辑部具体承办，中国作家协会国际文学交流中心（南京）、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市文化投资控股集团、南京广播电视台、南京市文学之都促进会给予支持。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邱新立，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崔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左建伟，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姜巧玲出席会议并讲话。意大利汉学家范狄、伊朗汉学家艾森出席本次论坛。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相关处室同志，南京市及所辖区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同志，特邀嘉宾与论文作者、相关媒体记者等100余人参加论坛。新华日报交汇点、江苏广电总台荔枝网、江苏有线视界观以及“方志江苏”视频号等媒体和平台对论坛进行了直播。
论坛邀请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莫砺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峰，江苏省作协原专业作家、南京市作协原副主席薛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光芒等专家学者作主旨演讲。
方志中的名胜古迹藏着一个文学的南京
【摘要】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历代方志众多，卷帙浩繁，品类丰富。南京旧志中对于名胜古迹的记载不仅篇幅颇巨，且逐渐形成体系，并极具文学色彩,让今人得以窥见南京名胜古迹千百年来的发展流变和其中的文学内涵。名胜古迹与文学的交相辉映，使金陵胜迹名满天下，也使文学的生命力在古迹名胜的沃壤中蓬勃生长，从而涵养出一个文学昌盛、人物俊彦、山川灵秀的南京，铺就了其世界文学之都的璀璨底色。
南京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是历史文化名城，坐拥江南形胜，虎踞龙蟠，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南京的名胜古迹可向诗词歌赋中寻，可在曲文小说中见，也可于街头巷尾不期而遇，而要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与千古流变的脉络，则要向南京浩若烟海的历代方志中探究。在南京历代方志中，对南京名胜古迹的记载不仅篇幅极多，且渐成体系，并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名胜古迹与文学经典交相辉映，造就了南京独特的城市风格与文化底蕴，这是昔日的“天下文枢”走向“世界文学之都”的底气与底色。
一、 南京方志中的名胜古迹篇幅多、涵盖广
今日我们所说的名胜古迹，与古代方志中所载古迹有所不同，旧志中往往单列 “古迹志”，记述当时已湮灭或尚存的遗存遗址，然而其“古迹志”之外所涉及的山、水、城、林等等，在今天看来，也已成为名胜古迹，因此这里所说的名胜古迹总的篇幅与范围比旧志“古迹志”中的记载更多更广。
（一）篇幅多
今天所能见到最早的南京方志，是南朝刘宋时山谦之编纂的《丹阳记》，书中所说的丹阳郡，大多属今南京市地域。从后人辑录的内容可知，书中着重载述的便是丹阳郡及属县的地理风俗与山川古迹，在后世的南京方志中时有引用，特别是山川古迹部分。南宋张敦颐所撰《六朝事迹编类》十四卷，虽说是专记南京地区的六朝事迹，却以山川、城楼、寺庙、碑陵等胜景和古迹遗址为主，有九卷之多，占全书的绝大部分。南京最早的官修志书《景定建康志》，全书共五十卷，在地理图志、疆域志、城阙志、风土志、山川志、祠祀志等卷中涵盖了地理形胜与古迹遗址，篇幅多达十六卷。元代的《至正金陵新志》，共十五卷，其中五卷涉及古迹名胜，洋洋洒洒达五百多页，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又于第十二卷单列了“古迹志”。明代《万历应天府志》以六卷内容来记述山川、风土、寺观、祠祀、宅墓等古迹，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清康熙七年的《江宁府志》，全部三十四卷中有十卷涉及古迹名胜，其中第二十八卷为“古迹志”，用了近一百三十页的篇幅。嘉庆年间的《江宁府志》则专辟三卷记述古迹；民国的《新京备乘》有上中下三卷，其上卷则全用来记载古迹名胜，真是不吝笔墨。
除此，还有诸多记载名胜古迹的琐志、专志，有官修，有私撰，体量蔚为可观。如明代的《京城图志》《金陵古迹图考》《金陵梵刹志》《栖霞小志》《金陵图咏》；清代的《建康古今记》《金陵地志图考》《摄山志》《莫愁湖志》《金陵待征录》《江宁府七县地形考略》《盋山记》《运渎桥道小志》《南朝梵刹志》《凤麓小志》；民国的《钟南淮北区域志》《石城山志》《金陵四十八景全图》《金陵胜迹志》《新京备乘》《玄武湖志》《金陵园墅志》《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新都胜迹考》《覆舟山小志》《秦淮志》《南京小志》等等，纷杂繁复，不可胜数。
（二）涵盖广
一是涉及区域广大。南京历代所辖区域多有变化，所以旧志中名胜古迹涉及的区域包含现在的溧阳、句容、溧水、高淳等地，范围甚广。二是旧志中名胜古迹类型涵盖极多，包含宫阙、城门、坛庙、官署、学府、州坛、祠庙、寺观、街市、坊巷、乡里、宅第、铺驿、营寨、仓库、药局、厩牧、道路、桥梁、津渡、堰埭、亭台、楼馆、园苑、陵墓、碑刻、山阜、岗岭、江湖、溪涧、沟渎、井泉、岩洞、洲浦、雪窑等等，包罗万象，角角落落几无所遗。所以，今日南京的大街小巷可以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渊源。
二、 南京方志对名胜古迹的记载渐成体系
（一）记载体例逐渐完善
南京旧志中对于古迹名胜的记载，开始是分散的，尚未设单独的“古迹志”，如《丹阳记》《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等。特别是被称为宋代名志的《景定建康志》，共五十卷，在“疆域志”中记有镇市、巷陌、桥梁、津渡等；在“山川志”中记有山阜、冈岭、江湖、沟渎、洲浦等；在“城阙志”中记有古今城郭、宫殿、亭轩、园观、营寨等；在“风土志”和“祠祀志”中记有第宅、陵墓、古庙、今观等等，是将古迹遗址与当时风物杂糅记录在一起的，不设“古迹志”。到元代的《至正金陵新志》，不仅各卷有述及古迹名胜，还专设“古迹志”两卷，记录古城池、古宫殿城门、堂馆斋阁、园苑亭台、署所衙司、仓库场狱等。万历《应天府志》则与众不同，是将古迹一项列于“杂志”的上卷中。清以来的南京方志关于名胜古迹的记载已形成固定体例，基本是继承了元《至正金陵新志》的模式，内容也是在历代旧志的基础上接续累加，更加充实丰盈。
其次是明清时期南京名胜古迹专志的出现。名胜古迹专志的出现，是对官方府志的有益补充，其考证往往更加细致周详，内容更加丰富。这类专志又分为三种，一是关于域内所有古迹名胜的专志，如明洪武二十八年的《京城图志》，将古迹分为十三类，卷前置皇城、山川、大礼坛、山川坛、寺院、官署、国学、街市桥梁、楼馆等图，其后续以文字介绍。此类专志历代还有《金陵古迹图考》《新都胜迹考》《金陵胜迹志》等。二是某一类古迹的专志，如《金陵梵刹志》《金陵玄观志》《运渎桥道小志》《金陵园墅志》《秦淮志》《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等。三是关于某一处名胜的专志。如《栖霞小志》《摄山志》《莫愁湖志》《后湖志》《石城山志》《明孝陵志》《金陵园墅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秦淮志》《覆舟山小志》等等。这些志书的存在，可以说是从全方位满足了世人对金陵胜迹的赏览与探究之需求。
（二）记述方式渐成体系
南京方志对于名胜古迹的记述方式是从以文字为主到图文并盛，又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八景、十景、十八景、四十景、四十八景的胜景体系。
先是以文字为主，如南宋的《景定建康志》以大量文字篇幅介绍古迹，虽在其卷五有“地理图”，但主要是“龙盘虎踞形势图”“历代城郭互见图”以及官署、县域、学府书院、城门和青溪图等，并非专为介绍古迹名胜。从明洪武《京城图志》始，则是有意识地绘制山川、街市、楼馆一类的总图，再附以文字，图片的作用开始凸显。之后，嘉靖年间出现了黄克晦的《金陵八景图》、万历年间郭存仁的《金陵八景图卷》，他们则以图为主，题跋文字为辅；天启年间，又有朱之蕃所撰的《金陵图考诗咏》，作者为金陵四十景各配一图并作记、赋诗，而使图文并茂，意蕴丰富。它们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南京地方志对名胜古迹的记述方式，在清康熙七年的《江宁府志》卷一中，便收录了高岑所作的《金陵四十景图》，图中题跋说明景点的方位、渊源、典故，同时记录周围其它景点及古迹，增加当世存废情状，并非一味照搬前志旧记，图文一体，极具价值。乾隆《摄山志》首卷即为“图说”，以一图一景一文的形式记录栖霞山各处自然风景与建筑，清晰了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史学家朱偰则用相机进行实景拍摄，撰成《金陵胜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后者用图317幅，配以诗文等，不仅图文并茂，且直观真实，成为极珍贵的史料。
其次是金陵四十八景的形成。从上述可见，关于南京的名胜古迹，明代已出现“八景”之说，最初为黄克晦所绘“钟阜晴云”“石城霁雪”“凤台夜月”“龙江烟雨”“白鹭春潮”“乌衣夕照”“秦淮渔唱”“天印樵歌”等八景图；郭存仁亦绘《金陵八景图卷》，八景名称略有改动；到天启时朱之蕃的《金陵图考诗咏》则已出现“四十景”，几乎涵盖金陵区域内的名胜古迹。至清初，周亮工为高岑的《金陵四十景图》作题跋，叙述了“金陵山水，旧传八景、十景、四十景”的历程。而“四十八景”之说从何时开始已不能确定，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则是宣统二年徐上添绘成的《金陵四十八景》图册；民国时，又有徐寿卿编、韵生绘图的《金陵四十八景全图》。正是由于旧志史乘的代代传承，南京的名胜古迹经历了八景、十景、十八景、四十景、四十八景的演变，最终才有了今天的“新金陵四十八景”。
三、 南京方志中的名胜古迹与文学的相互成就
（一）名胜古迹中的文学内涵
在南京历代方志中赏阅名胜古迹，得到的不仅是对一方地情的了解，也是一次文学的熏陶和品味，因为在这浩繁的史册文海中蕴藏着极其深厚的文学内涵。
首先，这些方志作者多为当时文史大家，其中不乏文坛领袖、藏书家、国学大师、思想家等。如宋《景定建康志》的修纂者马光祖、周应合皆为诗家；元《至正金陵新志》的编者张铉是学问博雅的书院山长；明《建康古今记》作者顾炎武为著名学者、思想家；清《嘉庆江宁府志》纂者姚鼐为著名散文家、桐城派代表；民国《首都志》编者叶楚伧为南社诗人，柳诒徵则为古典文学家、儒学宗师等。
他们皆与古都南京渊源极深，笔下的志书文史并重，华采斐然，使名胜古迹增色生辉，今人读之倍受熏染，不由会“兴盛衰之感观，发思古之幽情”。
其次是方志中对于名胜古迹的记载时见文学性描述。毕竟面对的是名胜古迹，因此文辞优美的描写随处可见，并非全是枯燥的考证。如乾隆《摄山志》“白云庵”下有“山泽絪缊，凝为白云；轮囷萧索，兜罗锦纹；摇曳朝露，依斐夕曛……”[1]民国《金陵园墅志》“愚园”下有“弄棹于藕花深处，新月在天，水光上浮，丝管竞作，激越音流，栖禽惊飞，吱吱格格，与竹肉之声相和。”[2]民国《秦淮志》“东园”下有“垂杨春媚，芦雪秋飞，雉堞近环，钟山远矗，至今尚为诗境。”[3]民国《新都胜迹考》“灵谷寺”下有：“葱蔚深秀，中宏外拱，山门书‘第一禅林’。入门行万松中，苍髯翠甲，拏撄夭矫，如此五里，方达梵舍，世所称‘灵谷深松’是也。”[4]金陵名胜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神韵毕现，令人神往。特别是在诸多琐志和专志中，作者更是不受拘管，任性发挥，为名胜古迹自创诗赋者大有人在，亦时有佳作。
方志中名胜古迹下附以诗文已是惯例，但在南京旧志中，这样的引用数量可谓壮观，实在是因为金陵胜景太有魅力，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未有不挥毫留下一二佳作的。如宋《景定建康志》在“赏心亭”下摘王琪、王珪、王安石、张瑗、周必大、高九万、曹元宠、米芾、姜光彦、刘克庄、洪迈、萧崱、罗必元、王埜等人诗文；在“白鹭亭”下引苏东坡词：“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王安石因附之“柱上题名客姓苏，江山清绝冠吴都。六花飞舞凭栏处，一本天生卧雪图。”[5]除此还附有李白、任希夷、王琪、黄度、马之纯、刘过、罗愚、叶辉等人诗作。数百年后，吟咏古迹的诗文只多不少，所以，清《康熙江宁府志》中“石头山”下引李白、陶安、方其义、范景文、陆师道、僧廷俊诗；在“钟山”下引有胡炳文《钟山游记》全文，另有苏轼、王安石、杨维桢、刘基、张孟兼、余孟麟、顾起元、谢惠连、梁武帝萧衍、李建勲、梅挚、汪广洋等人诗句，真是多多益善，不厌其烦。在明《金陵梵刹志》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历代文人游金陵各处名刹的诗文佳作；民国《新都胜迹考》中，只要是名胜，必引诗作。凡此种种，数之不尽，读之下来，如赴一场文学的盛宴，如沐一段历史的清风，这是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带来的愉悦，是古老的金陵胜迹给予的幸福。
（二）文学与名胜古迹的相互成就
朱偰在《金陵古迹图考》中说 “盖史迹之得名，往往由于辞人凭吊吟永，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故研究史迹不可与文学分享，且干燥之考证，得此辞藻润色，可以逝者往生，无情者化为有情。”[6]名胜古迹与文学是紧密不可分割的，古迹因文成名胜，文亦因名胜而传千古。
如钟山，在方志之中，常引苏轼与王安石的诗，即苏轼的《同王胜之游蒋山》和王安石的《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王安石偏爱苏诗中那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所以和之。他们的相和诗作不仅是钟山之幸，也成就了一段文学佳话。两首诗作于“乌台诗案”后的1084年，罢相归隐南京的王安石曾不计前嫌救苏轼于危难，这份高风亮节无法不感动大文豪苏轼，所以他必须要去见一见那个曾经是政敌却又让他无比钦佩的人。他们在南京相会了，他们共游蒋山（即钟山），纵情吟和，此时二人心中已无政治牵绊，只有一份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这次相会，是北宋文坛的治愈之旅，否则，千百年后，又是一场无法弥补的意难平。他们和他们的诗让钟山有灵也有情。
如长干里，南京方志皆记:“越范蠡筑城长干”，所以这里是越城故地，曾是南京城最初的样子。同时，这里也有爱情最初的模样，因为在描写长干里的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李白的《长干行》。长诗中的爱情纯真又浪漫，忠贞又坚韧，从幼年相嬉到少年相知再到分别后的长相思念，李白笔下的长干里小儿女演绎出一段青涩又温馨的怦然心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是爱情最美的开始。可能因为在黄鹤楼上的题诗不得，李白在南京和崔颢暗中较上了劲，他虽在凤凰台上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扳回一城，但崔颢的《长干曲》亦不输他的《长干行》，一句“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传神生动又脉脉含情，总让人想追问那个江上女子与“君”偶遇后的故事。所以千年后，钟晓阳以一部《停车暂借问》延续了一段爱情传奇，虽然，最终也还是遗憾。长干里，让文字美到心碎；文字，让长干里传诵古今，名扬天下。
如赏心亭，《景定建康志》载：“赏心亭，在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赏之胜”。这里曾是宋时建康第一胜景，宋人说到建康不游赏心亭，不如不来，所以文人雅士趋之若鹜，方志之中也才会看到那么多游幸赏心亭的诗文。然而，《景定建康志》中却独独“错过”了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是当世不敢直视他的悲愤和激烈？还是后人无法告慰他悲凉的英雄泪？好在，此志中于一众附庸风雅的美文下，还记有一篇萧崱的《赏心亭记》，文中说：“此北望中原，愤惕不敢暇逸处，可赏也？”一句话提醒众生：是否还记得张浚的中兴之策？这里既是观景佳处，也是北望沦陷的中原之处啊。萧崱写此文时，内心也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沉痛吧，只是“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宋室南渡百年已过，谁还忆桓公？谁会惜稼轩？今日，赏心亭已重建，辛弃疾、萧崱若重来，应可任情暇逸了吧。
诸如此状，南京的名胜古迹与文学的情深缘长历数不尽，今人若提秦淮河，不说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也要说一说朱自清、俞平伯的“桨声灯影”；若来乌衣巷，无人不晓“旧时王谢堂前燕”；若瞻报恩塔，不可不提张岱的“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若赏香君故居，便会想起歌尽兴亡的《桃花扇》；若到玄武湖，便是走进了吴敬梓的理想精神家园；若过乌龙潭、瞻园、随园和江宁织造旧地，也自然会想起那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这是它们的相互影响与成就。
历史的遗迹在文人的笔下熠熠生辉，千古的文学经典因名胜古迹的存在被一再吟诵。今日南京的名胜古迹历经沧海桑田，有的已无踪迹，有的已不复旧貌，有的已重焕新颜，但它们却在南京代代相继的方志之中血脉不绝，在旷世的文学作品中续写着前世今生。名胜古迹廓出了南京龙蟠虎踞的城市气度，而文学则彰显了南京钟灵毓秀的城市内涵，它们的相互交融涵养出了一个底蕴丰厚的世界文学之都。
[1] 陈毅.摄山志.海南出版社.[M].2001:86。
[2] 陈作霖.陈诒绂.金陵琐志九种.[M].南京出版社.2008:54。
[3] 夏仁虎.秦淮志.南京出版社.[M].2017:52。
[4] 周念行.徐芳田.新都胜迹考.[M].南京出版社.2014:6。
[5] 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021。
[6] 朱偰.金陵古迹图考.[M].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印刷所.193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