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十四日，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了，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一个人永远地离开了我。我万分悲痛，难以自抑。回想老人家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百年的艰难坎坷历程，想起她对我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情，我不禁五内俱焚，悲从中来，眼泪每每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悲愤天道无情，竟然夺走我唯一挚爱的亲人。在无限悲痛中，我不由又忆起了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母亲生于江苏邳县（现改为邳州市）的一个颜氏大家族，与孔老夫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乃一脉相传，诗书继世，祖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以至我的外曾祖父，还是前清的末代秀才。不过，到了我的外祖父这一代，已失去煊赫，沦为平民，但仍葆有大家族的气派，在当地独树颜氏一支。外祖父先后曾经有两次婚姻，共生育十二个儿女，男女各六人。在姊妹行中，我母亲排行第五。由于母亲生来聪慧毓秀，贤淑大度，倍受父母关爱，视若掌珠。只可惜外祖父母过早去世，母亲靠兄姊培养成人。时因受兵燹所苦，家境渐趋困窘，母亲很小年纪便成为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在田里，扶锄操镰，在家里，厨间灶下，家务农活，无不承担，针黹女红，样样通晓，成为一方有名的巧女。因此，我祖父母才慕名求人作伐，许配给我父亲。
我们程家乃宋朝理学家程颢、程颐（通称“二程”）之后，曾经历代为官，为逃兵燹，避居于人文荟萃的古下邳（即邳县）。我的祖父也是清末秀才，是当地的一代大儒，平日与我的外祖父，亦有过从，彼此比较了解。我的父亲是祖父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也特别受到关爱，因得悉颜家我母亲的贤惠，所以才愿结通家之好。当然，外祖父也从多方面获悉我父亲的情况，而乐观其成。
母亲嫁到我们家时，正值军阀混战、盗贼蜂起之时。由于天灾人祸，我们这个望族之家，也由兴盛而衰微，虽门第高耸，声名远播，但实际上已经仓廪空虚，家道维艰了。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祖父虽然去世很早，祖母仍然以长辈的尊严，维护着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三十余口人丁，聚居在一起。我母亲初为人妇，长有高龄婆母，上有兄嫂，下有侄辈，处于夹缝之间，处处小心翼翼，生活如履薄冰。幸而与我的父亲感情甚笃，被巧为呵护，加上我母亲生性贤淑，善解人意，很快便取得祖母的怜爱，兄嫂的信任，侄辈的尊敬。虽然当时家庭生活艰窘，仍能和一家老少和睦相处，倒也觉得幸福美满。
讵料人生多变，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出生不久，刚刚牙牙学语时，父亲惨遭不幸，遽而撒手人寰，撇下了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当时我尚不满三岁，已经记不起父亲去世时那些悲痛日子的具体情状。朦胧中仅记得有一方硕大无朋的黑棺材，躺在我们住房的正中。一身缟素的母亲，伏在棺材前号啕大哭，她捶首顿足，痛不欲生。据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直感到天塌地陷，一心想追随父亲而去。但亲戚邻居都在一旁苦苦相劝：不看死者还要看活的，你若有不测，你这未满三岁的孩子，将何以生存下去？而我亦似有所懂事，伏在母亲的怀里，双手搂紧母亲胳臂，痛哭不已。母亲这才从痛苦中有所省悟，也便紧紧地搂住了我，当即盟誓般地对着父亲的灵柩说：为了你的亲骨肉，我要活下去，把他抚养成人，继承你的遗志，如你所盼望的那样——光耀程家门楣。
母亲坚强地活下来了，但痛苦并未稍减。封建家庭的社会环境，传统的道德束缚，使她未能也不想从一个未亡人走出我们程家一步，只是把我当成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以维系自己青春的生命。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母亲总是以泪水洗面，平日郁郁寡欢，沉默不语。每逢年节和父亲的忌日，便挎起食盒，拎起一筐冥钱，牵着我的手，到荒野之外，去为父亲上坟。她先是伏在坟墓前，哀哀痛哭，继则把冥钱烧化，最后把食盒内父亲平日爱吃的菜肴，摆在坟前的一方平地上，放好杯盘、碗筷，把酒杯斟满了酒浆，对空遥拜，口中轻声默念：你在天有灵，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保护儿子健康成长，读书习礼，早点长大成人。然后，让我也跪拜一旁，教我向父亲祷告，乞求父亲在天之灵，佑护儿子身心康健，学业有成，鹏程万里。
当年，由于连年的兵荒马乱，我们家乡的学校皆荒废而倒闭。对此，我母亲甚为忧虑。因为我们程家素称“书香门第”，诗书传家，父亲在世时，对我期望很高。可是，我现在已到了入学年龄，尚未就读，怎么能成？不读书，难以成才，何以对得起九泉下的父亲？在无奈中，母亲遂央求我年长的叔伯哥哥姐姐们，用他们现有的知识，教我读书习字。哥哥姐姐并无现成的课本，他们只好东拼西凑一些儿歌、俚语，写在纸片上，教我诵读。而我母亲则把这些纸片装订成册，挂在我的脖子上，以便我能够随时翻看。每天晚上，在临睡觉之前，母亲一定要我逐篇念给她听。在诵读时，稍有不通畅，她的脸上便露出不悦之色；如果在什么地方“卡壳”了，她会立即撂下脸来，对我严加斥责。对她这些表情，我往往并不十分在意；而我最畏惧的是，母亲因此而放下手中的活计，暗自饮泣流泪，这比任何惩罚都令我难以领受。“孟母断机”之典，而今方感同身受。因此，我只能乖乖地认真读书识字，丝毫不敢懈怠。
我的这种努力，没有白费。就在我们村不久以后开办的小学开学时，我竟一下子插班直接进入三年级就读，并且成绩优异。次年，我又考入了我们村西边的乾坤寺小学五年级。那时候，高小和初小是分开的，而升入高小，必须经过考试这一关，就像现在的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那样。
乾坤寺小学距离我们家大约有六七华里之遥，中间隔着一道小河，一片旷野，还有一处“乱葬岗”。对于我这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起早贪黑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我经常是胆战心惊，不敢前往。母亲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每天很早便起来，为我准备好当日的干粮，然后，亲自送我去学校。其时，天色尚早，到处黑黢黢地，只有一条白色的小路，在夜色中向远处延伸。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踏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一溜小跑，向学校奔去。有时，走着走着便见有几片磷火闪烁，间或听见有猫头鹰凄厉的嚎叫，吓得我毛骨悚然，不敢挪步。母亲便强打精神告诉我说：孩子，别怕，有娘在这儿保护呢！于是，我便把脑袋伸进母亲的衣襟之下，一跌一踬，艰难行走。走到学校时，天边才刚刚呈现鱼肚白色。母亲一直把我送进教室，才兀自踅身回家。而我却是少数几个最早到校的学生之一。有母亲如此用心，我怎敢不用心读书？因此，我便成为班上学习成绩最佳者，屡受老师的表扬。
此后，由于时局的动荡，学校停办，我又不得已而辍学了。这时，母亲更加着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哪！怎么能让时间从我身边白白流过呢？情急智生，母亲又有了新主意，采取了新措施——她去了二十华里以外的土山（即《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兵败下邳后与张辽谈判达成“降曹协议”的地方）镇，找到了我的一位表伯（我祖母娘家的侄子），流着泪向表伯倾诉了内心的苦衷和我父亲的遗愿，恳求允许我借住在他家，去读土山小学。表伯念及与我父亲的表兄弟旧情和我母亲的育儿苦心，慨然应允我母亲的要求，使我得以在“土小”顺利地完成高小课程。
功夫不负苦心人，母亲的厚望和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我从高小升入中学时，我居然考取了当时苏北一所最著名的学校——江苏省立徐州中学。这个学校历史悠久，师资雄厚，教学谨严，是众多学生向往的学习场所。当我以八十取一的幸运者被徐州中学录取而发榜时，我小小的名字，竟远播邳县乡里。我不知当年状元及第是何等的荣耀，反正在发榜前后的那几天，前来我们家祝贺的亲友，络绎不绝，确有“门庭若市”之慨。
于大喜过望之余，悲伤也同时袭击着母亲。因为她又忆念起我的父亲来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和她分享儿子金榜题名的喜悦。在送走祝贺的亲友之后，她又领着我来到荒郊野地里父亲的墓前，首先焚化了筐中的冥钱，然后让我跪拜在纸灰旁对空祷告：谢谢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使儿子得以升入省立名校。而母亲则在深沉的哭泣之后，含泪倾诉：孩子将要离家出外读书去了，你可要随时佑护着他，使他身子骨康健，早日学成归来，以继程氏祖业，以光程家门楣。望着母亲挂满泪痕的脸，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愿：一定发奋读书，决不能辜负母亲拳拳期盼之心。
那时，由于兄姊们都已长大成人并生儿育女，我们那个大家庭早已不堪重负而分家了，我和母亲也只得自立门户。孤儿寡母，日子过得更加艰窘了，再来供养一个中学生，是何其困难？特别是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的内战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占领区，灾祸频仍，民不聊生，物价涨到天文数字。因此，学校收取学杂费均以银元折算，每学期至少需要数十块银元。我们家当然没有这么多现成的钱财。为使我能够按时入学，母亲只好将当年所收成的粮食，全部变卖掉，但即使这样，犹嫌不足。母亲只得又向亲友借贷。对此，有人好意地规劝母亲：你寡妇失业的，怎么能够供得起一个中学生？还是打消这个念头，让孩子下田习点农活，耕种祖上留下的几亩薄地，以求温饱吧！可是我母亲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劝告。她说：谁不望子成龙？难得孩子自己还知道上进，考取了名牌学校，我怎么能因眼前一点困难而耽误了他的前程？那样既对不起程家祖先，也对不起他死去的父亲。我打定主意了：就是摔锅卖铁、租宅卖屋，也得让他上学！
休看母亲平日柔弱寡欢，多泪少言，但要下决心办什么事，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劲。就在借贷无着中，母亲下狠心卖掉了靠近我们家园的几亩好地。这是旱涝保收的园田，是祖上多年遗留下来、轻易不允许易主的。当母亲手捧着地契送给买主而拿回我入学急需的钱钞时，她又拎着一筐冥币带着我来到了父亲的墓前。她一边烧化冥币，一边眼含热泪仰天祷告：我对不起你和列祖列宗，把祖传最好的园田卖掉了，为了孩子的前程，我必须这么办。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原谅我！当时，我听了此话，幼小的心像刀扎一样的难受。
在母亲的努力下,终于凑足了学杂费,我可以去徐州上学了。
徐州离我家不足二百华里。但对于我这个未满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可算是出远门了。母亲决定亲自送我到徐州入学。那时因为战乱关系,火车行车没有准头。为了在当天能赶上火车,那天夜里在第一次鸡鸣的时候,我们母子便起床了。我穿上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新衣,母亲拎着连夜为我缝制的被褥,踏着朦胧的夜色,赶赴就近的运河车站(现在的邳州站)。
世界上大概只有母亲能够如此呵护着儿子:在那个秋雨绵绵的黎明,在坎坷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负着几十斤重的包袱,同时牵着我的手,步履蹒跚,行走得多么艰难啊!二十余华里的路程,好像怎么也走不到头。等到我们娘儿俩到达大运河的渡口时,汗水和雨水,把我们的衣襟都湿透了。母亲忙着从包袱里取出毛巾来,用力擦拭着我的身子,同时拧干我的衣服。而她自己却听任湿冷的衣衫紧贴着前胸后背。在踏着登上渡船的跳板时,素来胆小怕水的母亲,战战兢兢地拉着我的手,瑟瑟缩缩地一抖一晃横着身子,忍受着那些急着过河人的厉声呵斥,好不容易才迈上渡船的甲板。在风急浪湍中,渡船摇摇摆摆,一溜歪斜地划行。我紧紧地偎依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敢动,母亲则用力搂住我窄小的肩膀,一点也不敢放松。在风浪的颠簸中,渡船终于划到了对岸。但是,由于水流太急,渡船未能直接靠近码头,却在下游很远的地方搁浅停了下来。于是,乘客们只好下船趟水上岸。身强力壮的男人们,自是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去,最后只剩下我们母子还滞留在船上不知所措。而船老板却在一旁厉声吆喝,催促我们快点下船。万般无奈,母亲只好牵着我的手,跪在船帮上,慢慢地滑下船来。然后,娘儿俩互相搀扶着,涉着齐腰深的河水,蹒跚地踱到岸上来。而这时候,已经时光过午了。
那时陇海线上几乎没有什么过往的旅客列车。我们是乘坐一种“闷罐子”货车来到徐州的。当时的徐州可没有今天这样繁华,战争留下来的是一片破败景象:到处断垣残壁,路陷桥斜,流浪的乞儿,逃难的难民,充斥着街头巷尾;从前线回来的伤兵,拄着双拐,横行于商店旅馆。我们当然无钱去住灯红酒绿的饭店,而是用整整一个晚上,找到我的一位在徐州工作的本家叔叔的住所。承蒙这位叔叔怜悯,腾出一间小仓房让我们母子栖息一夜。次日,母亲又亲自背着行李,把我送进省立徐州中学的大门。
当时正是学校开学新生报到的时间。校门外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其中许多人系学生家长送子女入学的。他们大都衣冠楚楚,神气十足。或将小轿车直接驶入校园内,或乘坐黄包车在门前傲然而下,或父兄陪伴子弟,或亲友眷顾晚辈,皆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只有我是由寡母孤零零地陪伴悄然而来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新生报到的地方,办好入学手续。
但是,报到后母亲仍然放心不下,又拐弯抹角,寻迹觅踪找到了我们未来的班主任,把我当面进行了交代。冒着对方的不快或嫌弃,详细地讲述了我们家境的艰窘和对我少小离家的担忧。幸亏那位至今还让我感念的班主任老先生,听了母亲的话之后,不但没有厌烦,反而萌生了同情和怜惜之心。他恳切地对我母亲说:请你放心地回家去吧!我一定会把孩子照顾好的。他还立即亲自把我领到宿舍,安排了我的铺位。母亲随即把行李打开,将被褥铺好,一切停当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当我把母亲送出校门,站在门楼下,看见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蹒跚而去,同时又一步三回头的身影,我幼小的心灵,不禁悸悸作痛,眼睛里的泪水,潸潸而下。
初中一年总算勉强过去了。但在新的学年开始时,我却面临辍学的危险。因为这一年,国民党军队在前线处处失利,旧政权即将全面瓦解。于是,那些官吏们便越发横征暴敛,拼命敲诈勒索,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够交得起昂贵的学杂费呢?而我们家的仓廪已空,无可卖之粟;土地荒芜,亦无购置之人。直到开学前夕,母亲尚未筹措到入学急需之款。我已经感到绝望了。可是,母亲却顽强地驾起与命运抗争的小舟,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奋力地搏击着。她又求助于我的那位在徐州工作的本家叔叔,在一位富裕人家,谋取了一个女佣的位置——母亲要用自己的血汗换取的微薄工资,维持我继续求学读书的机会。
对于母亲的此举我本来是坚决反对的。一则,我不忍她为人奴仆的那种屈辱的生活;二来,中学生的“自尊心”也不愿看到母亲寄人篱下,任人驱使。因此,我向母亲表示:情愿辍学回家,也不愿意看到她迈出这艰难的一步。母亲深切了解我的初衷,而对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她说:给人家当佣人怕什么?这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否则,你小小年纪便失学在家,将来还有什么前途?不把你培养成人,我愧对程氏祖先,愧对你父亲在天之灵,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母亲把话说到这个分上,我还有什么话说!只能听从她的意愿。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此举是非常英明的行为,既解决了当前的燃眉之急,又缓冲了母子离别之苦。但是,每当我前去那位有钱人家看望我母亲的时候,看到她那种无尽无休的辛劳之状,我内心的痛楚,非寸管所能形容于万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么一天:朔风凛冽,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人们在室内围炉而坐尚且感到冷不可耐,可是,我的母亲当时却坐在室外一个水龙头流水变成的冰砣子前,为人家洗涮食用的器皿。她的双手冻得像紫茄子一样,有的地方裂开长长的口子。看到这个情况,我痛哭失声,抱着母亲的手臂央求道:娘,你快点离开这里吧,我决不愿你为我受这样的罪了!母亲听了我的话,用手默默地抚摩着我的头,半晌才说出话来:傻孩子,别这么说!只要你能够继续上学,有个立身之本,娘受什么苦,遭多大的罪,都值得。
这就是母亲的心啊!正如一首古老的歌谣所唱的那样:慈母的心如三春晖,只有温暖只有爱——
由于时局的骤变,雇主举家迁居江南,母亲的雇佣生涯没有持续很久便结束了。但是,在此后不久,母亲又为我经历了一次危险的遭遇。
时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当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淮海战役一触即发。我因故请假回家,在返校时,母亲照例送我去运河车站。我含着眼泪登上西去的火车。谁知列车刚刚开过赵墩车站,运河方向的枪炮声便剧烈地响起来了。人们惊呼:共军追过来了!我非常担心为我送行的母亲的安危,一路上忐忑不安。没承想我在徐州车站下车时,却看见了母亲,她正在四处张望,当然是在寻找我的踪影。我赶紧跑了过去,叫了一声娘,并问:你怎么也来了?母亲说:我看今天乘车的人太多,太乱,我不放心,就随后跟着上车了。这又是为了我,我还能说什么?
当天晚上,母亲便把我直接送到学校。幸好当时由于时局紧张的关系,好多同学都随父母南迁了,宿舍空了许多。我便找了一间空房,让母亲住下,我也同时搬了过来,和母亲住在一起。
没承想,母亲来了之后,便回不去了。因为淮海战役已全面爆发。东陇海铁路成为国共双方争斗的焦点。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国民党王牌军邱清泉部从徐州前去解围,被堵截得寸步难行。如此险恶的路程,我母亲如何越过。在无可奈何之下,母亲只好住在那间已经走空了的学生宿舍,由我在学生食堂多买一点食品充饥。那时的艰苦自不待言。这时,学校已经完全停课,只有很少无法回家的学生留在学校。周围炮火连天,我们白天都不敢走出房门,害怕为流弹所伤;夜晚更加恐怖,因为双方的战斗都更加激烈了,就像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一样。这时,我又像孩童时代那样,伏在母亲的怀里。而母亲便用衣襟护着我的脑袋,轻声告诉我:有娘和你在一起,别怕!听了母亲的话,我真的镇定了许多,感到安全很多。
在枪炮子弹的爆炸声中,我们母子胆战心惊地熬过了半个多月。黄伯韬兵团被歼灭之后,陇海铁路东段的战斗初步停息了。母亲决定从徐州回家。可是,这时铁路已经中断,步行近二百华里的路程,是很不安全的,我实在放心不下。但是,任我怎么劝留她也不听。母亲的理由是:家,总得有人守护。破家值万贯,今后还是我们栖息之地,不能撂下不管。母亲的理由也是充分的。我只好劝告母亲:路上要格外小心。
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胆识过人,敢说敢做。决定回家之后,便亲自到我们的班主任家,恳切地把我托付给班主任老师,请他对我多加照顾。次日一大早,便启程回家了。据后来母亲告诉我,由于脚小,步履艰难,她整整走了三天才回到家中。路上到处是弹坑车辙,随处可见肢体不全的军人的尸体,有时还有流弹飞过,一个人走起来实在是心惊胆战。但是,母亲凭着她的毅力和勇气,硬是挺了过来,安全地抵达我们那百年老屋。亲邻们闻之无不向她表示庆幸和钦佩。
我们母子苦难的岁月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也有了尽头。我们的家乡完全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生活改换了新的天地。随着学校的复课我又随班上学了。由于家庭贫寒,我从初中三年级起,便享受了人民助学金,而且免收学杂费。母亲身上的重担,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上下领导者头脑比较清醒,行事也较谦虚谨慎,又能体恤民情,因此,人民也比较能够安居乐业。那些大的政治运动,对我也没有多大影响。因此,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大学,我命运的航船,沿着一条比较平稳的航道在行驶着。母亲虽然仍然孤苦伶仃,但看到心爱的儿子学业有成不久将能够自立,也感到很是欣慰。特别是我考取了大学,成为我们程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更为她平添几分喜悦,感到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因而也冲淡了她内心的凄苦。那几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她耕耘着因我上学而变卖后剩余的几亩薄地,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静生活。每当我放假回家的时候,觉得岁月尽管在她的脸上刻下了许多皱纹,而从她的谈吐中,却似乎年轻了不少。她再也没有牵着我的手,拎着一筐冥钱、食盒到我父亲的墓前痛哭竟日;至多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对天祷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你要继续保佑他,早日成家立业,生活幸福,前程远大。
遗憾的是,父亲的在天之灵,并没有像母亲所祝祷的那样,处处保佑我平安、顺利。就在一九五七年夏天,那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坠入“阳谋”的劫难中,我未能遵照母亲从小就灌输给我的“勿强出头,少惹是非”的谆谆庭训,在“鸣放”中说了一点点不合时宜的真话,从而也难逃厄运: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冷不防地当头挨了一闷棍——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随即被带有“发配”性地分配到远离家乡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的一个新建的工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意外的遭遇,自然也打断了长期盘踞在我心里的夙愿:一
旦大学毕业,便把母亲接到身边,一则母子团聚,减少母亲的思念;二则让母亲不再忍受孤寂、辛劳之苦。可是,我们那时是七八个人共同居住在一个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的窝棚里,吃的是棒子面和高粱米,每隔三五天还得接受单位审干人员无尽无休的政治审查,交上一份对前一阶段“右派言行”的忏悔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起意、怎么有条件去接母亲来和我共同生活呢?我只能写信向依闾而望的母亲谎报我的“幸福生活境况”:我现在一切都好,吃得香,睡得甜,工作顺利,心情舒畅;就是工作太忙,一时还难以脱身回家接您来共同生活,请您耐心等待,母子幸福团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与此同时,我还将有限的工资,尽量节省使用,按月多寄点钱给母亲。我希望让她感受到:儿子大学毕业了,母亲可以不必餐风饮露、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劳度日了。
但这时的母亲,又遭到一个意外的打击。随着城市反“右派”运动的热烈进行,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弦都绷紧了,农村也在进行“土改补课”工作。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的家庭成分竟由中农“升级”为富农了。母亲一下子又变成“富农分子”,成了专政对象,备受种种歧视,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为此,我非常着急。但是,远在数千里之外,以我现有的身分,除了暗自慨叹命运多舛外,又能够怎样呢?
正如俗话所说,天无绝人之路。两年之后,生活忽然又有了转机。故乡的一位姑娘,在从报刊上阅读了我的几篇业余创作的文学作品之后,居然对我产生了好感,与我建立了通讯联系,而在频繁的通信中又滋生了感情。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未嫌弃我的令人闻之生畏的“右”的错误,毅然决然地来到北大荒愿意和我同甘共苦;同时,还把母亲从遥远的江苏送到我的身边。这意外发生的事令我措手不及。幸亏本单位一位好心而又热心的老大姐,在得知我们母子不幸的身世后,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在工厂住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母子谋取了一方小小的生存空间。就这样,二十余年相依为命又天各一方的孤儿寡母,在茫茫北满草原、滔滔的嫩江拐弯之处、达斡尔族乡亲聚居的富拉尔基,找到了暂时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母亲到来不久之后,我便结了婚生了孩子。按理说,她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过几天幸福生活了。可是,“大跃进”闹闹哄哄的畸形闹剧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多难的中国,当然,也波及到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我们一家也在饥饿中煎熬度日。为了减轻长年饥馁之苦,人们都在墙角路边进行开荒种地,聊作小补。母亲首先发现了我们住房外边的一小块荒地,及时地用镐头进行了开垦。除了每天筹划我们一日三餐的饭菜、喂饱孩子之外,便是挥动镐头,把那块小荒地深挖勤翻,之后,又播上种子,随时锄草浇肥。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是怀里抱着新生的小孙女,用另一只手锄地。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和妻子下班回来了,她仍然在那里忙个不休。妻劝她:妈,您别太忙活了,累坏了身子。可是,母亲却说:没事,我在家忙惯了,闲不住。我和妻子想帮她一把,她都不让,说:你们上班已经够累的了,又吃不饱饭,多歇会儿吧!而在吃饭时,她都是尽着我们夫妇先吃,最后吃点我们剩下的饭菜。她总是时时处处为儿女着想,就是不考虑她自己。妻子为此经常感动得流泪。
母亲的辛勤劳作,得到了可喜的收获。当年秋天,那块小荒地居然为我们贡献了三十余斤粮食和数十斤蔬菜,给我们贫瘠的生活做了意外的改善,连我小女儿的营养也有了补充。此后两年,我母亲一直继续耕耘着它,从而帮助我们一家平安地度过“困难时期”。
忍饥挨饿的日子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人们都以为可以放松地喘口气了。谁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从天而降。在那“横扫一切”的“红色恐怖”的日子,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臭老九”们,在一夕数惊中打发可怕的时光。由于我始终未能摆脱一九五七年那个“右”的错误而被处分的阴影,更是举步维艰,如履薄冰。每天出门上班之后,母亲都抱着两个小孙女,依闾而望;听到或看到有人遭受批斗时,更是坐卧不安,心惊胆战,惟恐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什么时候看见我回来了,她才长吁一口气。记得有一次,单位开我的批判会,因为我的态度“不老实”,批判者的火力当然就比较猛烈,以至会议一直延长到后半夜才放我回家。母亲让妻子带着孩子先去睡觉,她站在门前等候,直到把我接进房里,从头到脚仔细看了再看,摩挲一遍,然后才下厨给我做饭。此后的我,每当带着惊悸之心、被惩罚的戴“罪”之躯,由外面而回归家里,来到母亲筑就的安全的避风港湾,我那紧张的神经,便顿时松弛下来,如同儿时在外边受到别家大孩子的欺负、回到家里躺在母亲怀里那样的一种舒适和惬意。吃着母亲亲手做的可口的家乡饭,听着母亲娓娓动听的乡音,看着活泼可爱的女儿们的笑脸,在外边所受到的一切不公平、不顺心、不如意的种种遭遇,都化作云烟一样地消失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母亲的爱心和双手搭成的安全栈桥,使我的命运之舟在惊涛骇浪中,没有沉没,并能够到达新的岸边;而在严寒过后大地回春时,才得以享受新生活的温暖和喜悦。
此后,由于在拨乱反正中党的政策的英明,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才智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我的生活境况大大改善了。我的工作岗位也有了较大的变动。先是由富拉尔基调到哈尔滨,弃工就文,主持省作家协会工作,继后,又奉调来京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全家都聚集到了京城。母亲亲手带大的三个孙女,都依偎在她的身旁。不久,又都先后成了家,女婿们对祖母也都很尊敬并孝顺,经常围着祖母逗乐嬉笑。安定、舒适、团圆的生活,使母亲感到极大的安慰。这时,她虽然已达耄耋之年,仍然不愿颐养天年,坐享清福,每天仍然起早贪黑,为我们一家烧饭做菜,缝补鞋袜。妻子劝她多多休息,不要再劳累了,可她总是说:一辈子劳动惯了,闲着反而不舒服。而我和孩子们仍觉得她做的饭菜香而可口,也就顺着老人家。
这时候,母亲已经觉得生活很幸福了,笑纹总是挂在她的脸上,有时还哼起家乡的陈年小曲。孩子们都说,奶奶变得年轻了。我内心自是也感到非常高兴。几十年的苦熬苦守,流干了眼里的泪水,才换来今天的笑容。
但是,在儿孙绕膝的幸福时刻,母亲还是忘不了长眠在家乡的父亲。就在我们迁入新居不久的一个节日里,母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要亲自回家一趟,祭奠父亲之灵。我们再三规劝她:您年事已高,都九十多岁了,不能再受长途跋涉之苦,您的心意由我们回家代为表达吧!可母亲执意不从,说:别的事情我都可以顺着你们,唯独这件事,你们必须按我的心意去办,否则,我将来会死不瞑目的。
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她坚决要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何况这又是郁积在心头几十年的心事,我们不忍也不能拂却老人的意愿。于是,当即决定:由二女儿、女婿和我们夫妇陪同,回家为父亲扫墓。
就在父亲的忌日当天,我们来到了离别几十年的故乡。我们谁也没有惊动,只是由母亲亲手剪了一筐冥钱,在街上买了几样父亲生前喜欢吃的菜肴,径直地来到父亲的墓前。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剥蚀,父亲坟墓的周围已经改变了旧日模样。但是,凭着母亲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下子便找到了父亲固有的墓址。只有一抔黄土,依稀可辨。母亲没有像我记忆中的那样,跪上前去放声大哭,而是沉静地站在墓前,眼睛怔怔地望着那低矮的土丘,半晌一言未发。但是,站着站着,眼泪便夺眶而出。我和孩子们连忙把食盒打开,把菜肴一样样放在坟前;同时,将冥钱一张张焚化。望着化作灰烬的纸钱,母亲这才重整衣襟,理理发丝,对着父亲的坟墓祝祷:我和孩子们不远千里回乡来看望你了。几十年来,我含苦茹辛,按照你生前的愿望,把儿子拉扯成人。现在一家人住在京城,团团圆圆,幸福美满,你地下有灵,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我现在身体尚好,百年之后,我一定回来,与你泉下相聚,你就耐心地等着吧——听着母亲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我和妻子以及孩子们都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从故乡回来后,母亲的精神似乎更好,身板也更硬朗了,很少见她有愁戚之状。加上三个孙女都先后生了小孩,个个活泼可爱,全家相聚,四世同堂,欢声笑语,老人乐不可支,总是说:想不到我到晚年会有这样的福气,应该感谢共产党和邓小平啊!我赶上好时候了。母亲是有政治头脑的老人。
去年,母亲九十九岁了(按中国的习俗是百岁),我们为她祝寿时,她仍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语言通达。我们夫妇也退休了,可以有时间多陪伴老人了。原以为她会再陪同我们过上几年更加幸福清闲的日子,没承想,二○○七年新年刚过,农历金珠(猪)年即将来临之际,母亲的精神便出现一点异常情况。最初我们尚未以为意,认为是一般老人岁数太大的征候;谁知,到了腊月二十七早晨,母亲却沉睡般地走了,一直没有醒来。
母亲走得很平静,一点没有痛苦。老人以百岁之年,无疾而终。亲朋好友都劝慰我说:老人寿终正寝,这是“喜丧”,请勿过于悲伤。话虽如此,可是我一想起母亲一生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她所度过的七十多年的孤苦岁月,母子相依为命的艰难历程;想起母亲用她的爱维系的我的全部生命,为了我所做出的无可企及的牺牲,为养育我的全家所做的贡献——我就无法抑制我的悲伤,心灵悸悸作痛,眼泪潸然而下。我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她仍然慈祥地站在我的面前,对我凝视,对我爱抚,对我佑护。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那慈爱的面容了!漫漫长夜,我难以入睡。仰望茫茫夜空,星斗满天,母亲,哪儿是您的位置?俯视莽莽大地,苍凉辽阔,母亲,哪儿是您的身影?儿子到哪里能够看到您呀?
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在这个世间上,您懿德永存,音容长在。您永远活在儿孙们的心里……
2007年3月7日含泪泣写于北京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