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写父亲的时候，才发现对他的了解太少。父亲生前极少谈论自己，他的完整生平简历，是从组织部门在他去世时撰写的悼词中得知的。他们那一代人，都是那样谦虚、纯朴，在他们看来，无数战友牺牲了生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值得一提，都是应当的，都很普通。记得我曾根据父亲的讲述，写过一篇抗日故事，父亲看到，在那篇文章上批了很多字，给我女儿看，女儿回家来说：“爷爷很生气，要找你说清楚，不要把大家的功劳说成他一个人的。”吓得我几天不敢去见他。但最终，他没找我算账，而我此后再写与他有关的文章，也不敢向他炫耀了。又想到他在九十岁高龄去世时我给他写的挽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赴汤蹈火革命老战士，农业工作科技工作鞠躬尽瘁人民好公朴。”在我看来，父亲就是一位永远的老兵，一位好公仆，这样朴实无华的“盖棺定论”，他应该是认可的。
父亲的生平简历是这样的：1923年2月8日出生在山东省郯城县房庄乡徐蒲坦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三岁失去母亲，上过几天私塾，十来岁就跟人去拉盐卖。1944年8月参加抗日民兵组织，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徐蒲坦村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先后又任八乡联防队指导员，郯城六区民兵大队指导员。1947年8月任鲁中南军区滨海军分区郯城独立团二营部干事、书记，1948年任鲁中南十六团第三营分部书记，1949年先后任滨海军分区海防二团政治处书记、华东警备三旅第九团机关支部书记、九九师二九五团二营机炮连副指导员，1952年1月任滕县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纪检干事，1952年12月任徐州人民武装部政工助理，1953年在邳县兵役局短暂工作后，又调到徐州军分区干部科任职。1955年4月任邳县人民武装部政工助理，1958年4月起先后任邳县议堂公社党委组织委员、党委副书记，1960年4月任邳县张楼电灌站站长，1966年2月任邳县李圩农机站书记，1971年1月任邳县病虫测报站站长，1974年12月任邳县堤防管理站站长，1978年8月任邳县植保站站长。1983年4月离休，享受县处级待遇，2009年享受副司局级医疗。
一个人，九十年，从那动荡的年代一步步走来，真是不容易。我已经无法知道父亲小时如何失母受苦，也无从知道父亲在战争年代如何出生入死，只有解放后的工作经历，母亲常常提起，叔叔阿姨们会偶尔讲述，我从小到大，也有所见闻，而有关部门又要编一部在邳州工作的山东籍老干部回忆录，那我就写写这个时期我所知道的父亲吧！
父亲与邳州最早结缘，是在淮海战役中。他所在部队从山东赶来参战，驻扎在运河铁路大桥东头的索家村的一位老农家里。争夺铁路桥的战斗十分惨烈，父亲的战友也多有牺牲。那位老农看着二十岁出头的父亲性格老实、长相和善，见人不笑不说话，特别喜欢，暗地里买来马肉给他吃，天天担心他牺牲在战场上。后来部队打了胜仗一路南下，杳无音讯。解放后，父亲从徐州军分区调来邳州武装部工作，母亲在三联庄当主任，他去看望，竟然又见到那位老农。老人家抱着父亲大哭，说以为父亲牺牲了呢！这是浓得化不开的军民鱼水深情，也是父亲的邳州缘。想来这段经历，父亲应是刻骨铭心。解放后他在邳州生活工作了整整六十年，并且长眠在了这块大地上，对于他来说，邳州，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当然，父亲真正与邳州结缘，并且一生植根邳州，应该缘自母亲。母亲1953年在良壁乡任乡长，1954年初父亲从徐州来邳县检查兵役工作，区武装部长了解到父亲是单身大龄青年，择偶标准一是党员，二是干部，三是贫农，就把完全符合条件的母亲介绍给了他。父亲仪表堂堂帅军官，母亲俊秀干练女干部。两人一见钟情。年中父亲来邳州带兵，与母亲又见一次面，年底母亲就拿着组织介绍信在邳县运河镇领取结婚证，去徐州军分区与父亲完婚。为照顾夫妻两地分居，父亲于第二年4月调来邳州武装部。我于1956年10月出生，可能为了纪念他那段在徐州工作的经历，给我取的名字“徐景洲“中，就含有“徐州“两字。
父亲在邳县人民武装部工作时间近五年，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轻松最快乐最顺心的一段时光。没有政治运动烦扰，一心做好预备役民兵和征兵工作，足迹遍达每个村镇。那些年邳县预备役民兵与征兵工作非常出色，为后来成为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县打下了坚实基础。父亲那时会吹箫拉京胡，给爱唱的参谋伴奏。花好月圆，歌舞升平，很温馨。想来父亲穿着佩带军衔的军装行走在城乡，很威武很潇洒。父亲一直对部队感情深厚，他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兵。他的一个很大心愿，就是能有一个孩子参军，结果三弟满足了他的愿望。
1958年父亲转业到了地方，在议堂公社担任半年党委组织委员后，被提拔为党委副书记。那段时间正值大跃进高潮期，夸大产量，瞒报收成，是普遍现象，也是“政治正确”的表现。但父亲忠厚老实，有着农民的憨厚、军人的较真、山东人的倔犟，不会说假话办虚事。对包挂的生产队实收实报产量不浮夸，公粮有多少交多少，遇到前来农户家强征公粮的，父亲就出面制止，说人家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不能强迫。三年困难初期，父亲包挂的生产队，因为队里存留的粮食多，基本没有挨饿的。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制止强行收公粮，父亲挨批，打成右倾分子，降职处分，调到张楼公社担任电灌站站长，又一次改变命运的轨迹。到了1960年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甄别干部，撤销了处理父亲的错误决定，但职务，却一时不能变动了。从此，行政级别没变，实职却由科级单位降到股级单位。其间县委要提拔他任公社党委书记，他坚辞不从，唯一要求就是调到县城工作，好照顾家人与自己的身体。而他那原来钢板一样强壮的身体，则在议堂公社工作那段时间埋下许多病根。当时粮食不够吃，许多人患了浮肿病，父亲每天提着沉甸甸的口袋，到各家各户发大豆，因为大豆可以治浮肿病。别人的浮肿病治好了，父亲的浮肿病却严重了，腿肿得油光发亮。父亲看着堆放在眼前的豆子却一粒不吃。这事被李清溪县长发现，特批一批大豆给公社干部，每人每天四两当药吃，终于治好了浮肿病。
从1960年到1966年，父亲在张楼电灌站工作了六年，那六年是全县大力推行旱改水、大种水稻的时期。而张楼公社则是重点推广示范区，电灌站的工作也就至关重要。虽然离县城的家并不远，父亲却极少回家，只是来县城开会时，顺路来家看看。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跟着公社的丁如光书记跑遍全公社的每一处旱改水的田块，研究如何把大运河的水通过电灌站有效地灌到每一块水稻田里。水是水稻的命脉。为了最大利用水源，有效地分配水源，灌溉季节，电灌站连白加夜抽水灌水，日夜都要有人守候，父亲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操劳在机房里。有电灌站之利的张楼，因而成了全县水稻种植最成功、出产稻米质量最好的地区。当地农民都夸赞：我们有这么好的大米吃，一不能忘了丁书记，二不能忘了徐站长。
文革开始前的1966年2月，父亲被调到李圩农机站任书记。当时正值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全县南北只有两个大型农机站，各负责邳北邳南几个公社的土地耕作，一个站的职工就有五六十人，当时也算是个大单位了。对于父亲来说，也算是提拔重用。父亲到哪儿都没有架子，都要到第一线，像普通的劳动者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拖拉机下乡去耕地，父亲就跟着去掌犁，他坐在拖拉机后面的铁犁上，掌握着犁沟的深浅。那可是个又苦又危险的活。夏日炎炎，冬风凛冽，长时间忍受酷暑严寒的折磨。而夜晚耕地，没有灯火，颠簸摇摆，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栽下犁来。第二年文革风暴更猛，领导干部都要批斗，站里几个领导，唯有父亲无人揪斗，因为他原则性强，从不多吃多占，作风正派，与职工打成一片，吃苦总是在前，实在批不出批斗的理由。不过后来，发生了两件事，让坚持原则的父亲吃了不少苦头。一是造反派将旧轮胎卖了，买了几十双皮靴，想发给每个职工，可是父亲就是不签字，他认为这是公有财产，不能私分，即使因此开会批斗他不关心群众生活，也坚决不从。二是因为有两个职工把拖拉机开到家里保养，又用拖拉机拉自家伐的树，被造反派揪来批斗，说他们既偷拖拉机又偷树，要报公安局批捕。父亲了解情况后，坚决不签字。这下祸惹大了，以包庇坏分子为名，弄到县党校参加学习班好几个月，后来县军代表常团长了解情况后，说徐站长坚持原则，是个好干部，这才从学习班解放出来。
文革后期的1971年，干部落实政策，工作走上正轨，那时父亲因为常年奔波劳累，胃病严重，吃了就吐，盲肠炎拖了半年，再不治就有生命危险了，才住院开刀。县里以照顾父亲身体为名，将他调进县城任邳县病虫测报站站长，一干就是三年。这是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单位，人员大都是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父亲不以老干部自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耻下问，虚心问学，买了大量农村科技书籍来看，很快就由外行变内行，与科技人员打成一片，关心科技人员生活工作，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取得了很多成绩，为文革后农业科技的恢复做出了贡献，得到上级好评。
1974年12月，又被调到邳县堤防管理所任站长，重又忙碌劳累起来。堤防所的业务全都在乡下，他极少呆在县城，整天骑着自行车，带着蓑衣、行李，跑遍全县全部的大小河堤。他走到哪，就住哪吃哪，经常在河堤上的看大堤小屋里过夜，真是沐风栉雨，艰苦备至。不长时间，养好的胃病又犯了，常常疼得冒急汗，饭都吃不下。这时他的自行车上，又多了个药罐子和中药。又因为长时间骑自行车下乡，一天能骑几百里路，患上痔疮，疼痛流血，十分痛苦，光是动手术，就达三次之多。但父亲还是坚持一个人整天骑着自行车，寻访在全县的大小河堤上。这期间，下属堤防所有人给县堤防所每人买了一件雨衣用于乡下出差，别人都拿了，父亲却坚执不要。后来那人把雨衣送到家里，父亲陪他吃了午饭后，还是让他把雨衣带了回去。
又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父亲在1978年，重又调回县病虫测报站任站长，这时，已经改名为邳州植保站，业务范围更大了。父亲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83年4月离休。这期间，父亲为适应新工作新要求，学习更加勤奋，买了许多专业书，做了大量读书笔记，讲起农业科技也能头头是道，植保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成绩斐然，为农业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父亲在植保站工作时，我经常去他单位玩，父亲就让我给他们刻印简报的蜡纸，帮助印病虫简报。叔叔们也经常去我家，父亲会留他们吃饭，但他们拿来的东西，一律不收。那时我们家六口人住在三四十平米的自建房中，实在太拥挤了，但父亲从不开口要公房。叔叔们多次向局领导反映情况，最终局领导决定分给父亲一套六十平米公房，父亲当即把老房子很便宜卖掉，说一个人不能有两套房。后来平房盖楼，因为某种原因，始终没有办房产证，父亲真可以说是两袖清风而来，不带半根草去了。
说到父亲坚持原则的“迂”是出了名的。他这一生信奉一个信条，就是不能拿公家一分钱好处，到哪儿都如此。记得我小时曾扫货场的炭卖了五分钱，被他发现，硬让我交给了看货场的人。他很多次到公社检查工作，人家摆好了酒席，他就是不参加，自己去食堂打饭吃。有一次被硬拉上桌，他却把自己的酒杯倒卡过来，声言一滴酒不会喝。同桌有个领导大发脾气，几乎要吵起来，但父亲还是滴酒不沾。其实父亲还是喜欢喝酒的，出差回到家，我就得跑到街上去打散酒给他喝。他在公社蹲点时，常常晚上一个人躲在蚊账里偷偷喝上几口。我下放时，曾在赵墩公社彭湖大队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父亲是邳西那一片几个公社工作队的负责人，好几次他来我们大队检查工作，竟然没跟我说一句话。想来是怕工作队领导因此会特殊照顾我。
父亲爱学习也是出了名的。他因为读过几天私垫，在部队一从事与政工和文秘有关的工作。转业到地方后，学习更加刻苦，我小时，就见他有一个大大的木箱子，里面放满了书，有四大名著，有领袖著作，有历史书，政治书。后来，还买来写作书、语法修辞书学习，我考大学时，就拿他买的语法书复习过。他边学还边记笔记，我至今收藏几本他看过的书，空白处密密麻麻都写满了他的心得。他到了晚年，还口述过自己的回忆录呢！我想，写作也应该是他的梦想吧？而我从小爱读书，也多多少少是受他的影响。
离休后的父亲，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读书看报，时刻拿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了一位革命老兵和人民公仆本色，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人生答卷。
2017年6月18日一稿
2017年6月22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