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喜欢摄影的缘故，对网上的照相器材信息我是比较关注的。不经意间，看到有出售八十年代天津照相机厂生产的“东方S4—35型”照相机，价格区区60元。这么便宜的物件真想把它拍下来，用来怀旧。
小时候，对照相充满着神秘感。那会的照相机是一个重重的黑匣子，固定在高高的三脚架上。摄影师调焦时要用厚厚的布（用黑布和红布缝在一起的）蒙住头部，一旦要拍摄了，摄影师提示照相者要眼盯镜头，一只手握住椭圆形、气球样的红色皮囊，猛地一按，待到唰的一声，灯光灯亮时，照相就完成了。
真正接触照相是在入伍后的放映组，组长王春龙和重庆老兵许鲁川手里各有一台海鸥120照相机，到了节假日，白天他们为战友们拍摄，晚上就钻进暗室冲胶卷、洗印放大照片，有时把我带进暗室给他们帮忙，进行到哪步程序都要交待一番。一来二去的，我也掌握了暗室冲印技术。看到这个徒弟接受事物很快，他们手把手地教我照相，从胶卷的装、卸，再到光圈、快门的设定，完全就像一个启蒙老师向懵懵懂懂的少年指点迷津。有时他们还把心爱的宝贝相机放心交给我，让我去炼活。有他们的言传身教，我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摄影的基本技能。后来，我还参加了解放军画报社举办的摄影函授班的学习，并拿到了结业证。
八六年秋天，超期服役的我提出退伍，部队领导尽管执意挽留，最终也没有改变我的执拗。
退伍后的那些日子，我踌躇满志。满以为乡电影放映队队长和我父亲要好，打个招呼就会进去，不曾想，队长以放映员名额超编为由而毅然回绝了父亲。那个年代，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我想过经商、养殖种植，但没有资金的支持，让我寸步难行。我想过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创业，但没有亲友投奔，恐怕碰壁而归。
当美好想象被现实生活击的粉碎时，才佩服部队首长的一句话：哪天不如意，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想想果真如此。
人最迷茫时也是最消沉时。父、母看出我的心思，问我还能做些什么，我说，在部队放电影是老本行，业余学会了照相。哥哥在一边攒动我说：那就去照相。
那会，刚刚时兴彩色照相，县城里有两家新开业的彩卷冲扩社，生意相当红火。我认为凭我所掌握的技术，照相应该不是难事。
难就难在手头没有相机，更没有钱。母亲说：那就用家里的玉米给你换一台相机吧。第二天，母亲真的把一沓钞票交到了我的手里。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颤巍巍地接过母亲递给我的钱，泪流满面。我知道，这些钱是全家人辛勤劳动的成果，是母亲、哥哥拉着一车金黄色的玉米，艰难地丈量了十几里泥路换回的。
我想那是母亲在我看来做出的最为果断的一次决定。
几天后，我花了200多元钱，从徐州一家专卖店小心翼翼地捧回了一架照相机，还有几个简装的富士彩卷。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大早我就骑着自行车，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出门，赶往附近乡下去照相，去的地方也是经过认真考虑过的。我怕碰见熟人，感觉面子上过不去。
照相比较顺利，照相机的成像效果也令人满意。时值清明，桃红柳绿，油菜花黄，少男靓女也乐意自己的倩影定格在春光里。一个胶卷照完后，我拿到彩扩社冲印后再把照片给人送过去。一天跑下来确实很辛苦，但每天能有着二、三十元的收入，还是感到莫大的满足。
我盘算着什么时候，能把购买相机的老本挣回来，再把它如数交到母亲的手中。但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一周后，在匆忙返家的途中，不小心相机摔在地上，快门按钮和卷片功能都出现了故障。送往城里一家相机维修店，谁知维修师傅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相机被拆的七零八落，鼓弄了几天也没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让我心凉心疼，却又无奈。
那段时间，我真的要崩溃了。我无颜面对母亲那期待的眼神，不敢跟任何人讲话。
这种煎熬持续到那年的初夏，县文化局领导处于对一个老文化人的关爱，在经过考察认为本人能够胜任的前提下，通知我前往议堂镇文化站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