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军装（徐景洲）

“文革”初期，时兴穿解放军绿军装。真军装少，只得把白布染绿到缝纫铺缝制。县城洗染店只染蓝、黑、红三色，徐州染布厂就来县里揽活计，说是支持群众革命要求。我刚十岁，也缠着母亲要军装穿。母亲被缠得没法，只好买来代用布（包装货物用的粗布，不要布票），给我们弟兄几个每人染制了一身绿军装。

母亲是洗染店经理，对徐州同行来抢生意，很不满，说那染的布，哪里是草绿色，简直就是“狗屎黄”，不像解放军绿军装，更像国民党军“黄狗子”军服。她打开柳条箱，拿出一套真正的解放军军装让我们开眼界。这是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当预备役军官发的一套军服，还有金灿灿的肩牌和红艳艳领章，大盖帽，宽宽的斜挎腰武装带，捷克式军用大皮鞋，是完整的一套苏联制式军官服。我们惊喜得大呼小叫，非穿不可。母亲说这衣服太大了，要穿只能穿上衣，也只能穿一天。这套军服，父亲非常珍视，从不示人。

冬日早晨，我如愿以偿穿上父亲的军官服，和母亲一起去粮店买粮。我大摇大摆、耀武扬威走在街上，很多人朝我投来艳羡而又惊奇的目光。经过人民剧场旁高高的宣传台，我特意爬上去，学电影里解放军指挥员模样，叉腰挺胸、威风凛凛而立。有人大声说：“这孩子穿得像袍子，真滑稽！”我知这不是好话，羞得忙从台上跳下来，低着头，朝母亲追去。

买回粮食，母亲给我掸一掸身上的灰，说可以出去玩一会，切记不要把衣服弄脏了。我巴不得这一声，撒腿就跑。

立刻有左邻右舍小孩紧紧簇拥我，大街上的羞辱忘到九霄云外，神气十足地把他们带到鱼塘边朝阳避风的大土坑里，把书里看到的战斗故事当作父亲的英雄事迹，添油加醋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得入迷，不时摸摸我的军服，好像父亲当年就是穿着这身军装打日本鬼子，也好像我就是打过日本鬼子的八路军。

有人发现一条小鱼冻在冰层下，像发现敌情，兴奋大叫。我穿军装，理所当然冲锋在前。一手抓草棵子，一手拿石块破冰抓鱼。冰层砸碎之时，草也被连根拔起，上身栽进冰冷刺骨水里。大家把我拉上来，崭新军官服弄湿弄脏，万分沮丧，自己反像打败仗垂头丧气的兵。回到家里，母亲倒没打我，只是把衣服擦了又擦，放回箱子里，我也再不敢提穿军装的事了。

七十年代初，绿军装依然最时髦。我上了初中，个儿长高了，母亲拿出父亲的军服让我穿。我欣喜若狂，弟弟也坚决要穿，争执结果是每人穿一个月。再后来他穿军装，我穿父亲军用大皮鞋。穿大皮鞋走路咔咔响，特精神。伴我上完中学，插队落户，直到大学毕业，穿得帮裂底掉，才恋恋舍弃。但心里还是不满足，总觉得军用大皮鞋不如那身军官服来得风光。

上大学军训时，看到好多同学都找来军装穿，我便回家向弟弟要来了那件军官服。裤子还是半新，上衣却褪成白色，许多地方磨成布丝丝，背面用伤湿解痛膏补着。洗得发白的旧式军官服，在没有恢复军衔制的时代，最受青睐，有历史沧桑感，有革命荣誉感。匍匐爬行训练时，上衣吱吱作响。一趟下来，磨开好几个大口子。一天下来，已是遍体鳞伤，无法再补再穿。唉！没想到这套军服，始穿者我，终结者我。不久，入伍的三弟送给我一套新军装，我穿了好几年，还特意照了一张军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