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培义:那些年我遇见的老师

龚培义:那些年我遇见的老师

又是一年教师节,为我的几位老师写一篇早就该写的文字。

早就该写却一直没写,缘于一个典故。想当年,有位学生给他的老师写过这样一段话: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此言一出,他的老师徐特立立刻光芒四射,因为那学生是毛泽东。

我只是一个凡人,就算给老师写一篇赞美的文字,也不会为老师增添多少光彩。之所以还是决定写,是因为在我求学的岁月里,有许许多多位老师为我付出过心血。对我来说,那些年遇见的老师,恩重如山。

我上学挺早的,不到六周岁,我就上了小学一年级。年份非常好记,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一九六六年。

那么早就上学,并不是我有多聪明,而是父母亲出于无奈。那时父亲在单位上班,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哥哥、弟弟三个孩子。哥哥八岁,正在学校跟同桌女生画分界线;我五岁多,整日里在家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弟弟刚一岁,每天用忧虑的目光望着我,担心以后自己会不会也变成无所事事的人。母亲一个人要操持家务,做全家人的饭,还要带三个孩子,实在太劳累。父母亲一商量,干脆,送那个游手好闲的老二去上学吧!

父母的决定遭到了我的强烈反对。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的胸腔里,一直就跳跃着一颗贪玩的心,从来没想到过要去上学。但是反对无效,我被母亲生拉硬拽着去了学校。学校其实就在我们家的斜对面,在那里,遇到了第一位老师,他叫孙鸣缶,负责当年的招生。

孙老师是南京人,说着一口与我们当地方言不太一样的南京普通话。他向我母亲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然后用“宁普”说:

“你家小孩还不够年龄呢,明年再来报名吧!”

这句话一下子说到我心坎里了。我一边兴奋地往回走,一边在心里无限感激这位孙老师,想着以后又可以享受游手好闲的幸福时光了。

然而世事难料,大约只过了十来天,孙老师突然亲临我家,说当年的计划没招满,还有几个名额,要考察考察我,如果还行,就可以去上学。孙老师问我:

“三加二等于几?”

我回答:“等于五。”

他又问:“五加二呢?”

我又答:“等于七。”

“七加二呢?”

“等于九。”

孙老师没有再问下去,转过脸对我母亲说:

“行了,下星期带你家小孩去报到吧!”

就这样,不满六周岁的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一名小学生。后来我想,假如孙老师问三加二我说等于六十八,问五加二我说等于七十九,不就可以把幸福的玩耍时光延长一年了吗?还是年龄太小心眼不够用啊!

入学后第一次做作业就收获了“惊喜”,教语文的叶秀英老师用红笔在我的作业后面批了两个大大的字。那两个字我不认识,但是看到其他同学都没这么批,心想肯定是我的作业做得好,老师表扬我呢!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把作业拿回家给父母看,父亲看到那两个字后大笑起来:

“你小子真行!第一次作业就得了一马一虎两只动物!”

我这才知道那两个字是“马虎”,于是也跟着笑。心想我猜对了,这两只动物威风凛凛,看来确实是“表扬”我的!

把我招进学校的孙老师只在四年级的时候带过我一年数学课,之后他就调到镇里中学去当数学老师。四年级之前,我一直玩心未退,上课的时候小动作不断,但是带过我课的许多老师,像孙晋朋、单作胜、申广华、张立业等老师对我都挺不错。到五年级的时候,我还与哥哥和弟弟一起被评上了“五好学生”。那时弟弟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他也在六岁就被送进学校),他比我强了许多,第一年就当上了“五好学生”。弟兄仨都在一所学校,又一起被评上“五好”,老师敲锣打鼓把三张奖状送到家里,父母亲高兴得眉开眼笑,一直自豪了好多年。现在想来,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老师们还那么旗帜鲜明地倡导学习,的确令人敬佩。

从“马虎”起步,以“五好”收官,我的小学生涯在诸多老师的悉心引导下还算圆满。第二年,我升入中学。开学两三天就遇到了小学时的孙鸣缶老师,他还记得我。当时我一个人在校园里遛达,孙老师先看到了我,就用“宁普”冲我喊:

“龚培义,过来过来!”

我来到孙老师跟前,他说:

“你上初中了啊?能不能跟上?考你道题啊!有一群鸟飞过来,落到一棵树上。如果一根树枝上落一只鸟,就剩下一只鸟没有地方落;如果一根树枝上落两只鸟,就有一根树枝无鸟可落,问一共有几只鸟、几个树枝?”

我眼珠子左三圈右三圈地转了一会,回答他:

“三根树枝,四只鸟。”

其实在整个中学阶段,孙老师带我课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却喜欢考我。有时他看到我在校园里遛达,就会把我喊过来,考我一些像鸡兔同笼、放水排水这样挺有意思的题目,虽然有时会答,有时不会,但我对数学慢慢产生了兴趣。

也许在孙老师眼里,我属于孺子可教的那一类,但平心而论,在小学到初中的多数时间里,我都是一个很淘的学生。举个栗(例)子。

“文革”期间,除了样板戏,很少能看到电影,外国电影只有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偶尔能看到。印象最深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其中游击队员打招呼的方式挺有意思——

甲队员举起拳头:“消灭法西斯!”

乙队员也举起拳头:“自由属于人民!”

这动作太帅了!电影放映之后,这两句台词立即就风靡校园。同学们互相约定:以后我们见面也这样打招呼。比如说我在厕所里遇到你,我举起拳头说出上半句,那时不论你正在做什么动作,都要停下来,举起拳头说出下半句。如果不说,就要把头伸出来,让我弹一下脑壳。

有一次出早操,恰好轮到我在班里做卫生值日。打扫完后,我就靠在教室的门框上,看同学们跑步。跑完操后,全体同学在操场上集合,听校长训话。我们教室的门正冲着操场,所以我就等于站在校长的后面居高临下地看着同学们听训话。站在第一排的一位叫姓刘的同学见到我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用一种羡慕嫉妒恨的眼光盯着我。我正无聊呢,看到那家伙正瞅我,就想整蛊一下他。我举起拳头,张开嘴,不出声做口型:

“消灭法西斯!”

那货一愣,立即也举起拳头,大声地说:

“自由属于人民!”

校长正在台上讲话呢,下面一个学生突然举拳高喊“自由属于人民”。全体学生哄然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梗。结果是:操会乱了,那货红了。

可以想见,学校里有许多像我这样顽劣的学生,真是让老师操碎了心。所以那个时候,连累着父亲时常被老师请到学校去谈话,当然也少不了被老师家访。我的班主任陈正萍老师,就隔三差五地到我家里“做客”。

陈老师是化学老师,课讲得很不错,但我对她经常到各位同学家中去家访不太满意。因为她经常到我家介绍我在学校的事迹,而且提前不打招呼,搞得我很被动。每次她来家访,我都心惊胆战。我把她的行为看成是“告密”,心想你一个当老师的,怎么能干告密这种勾当呢?

许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陈老师的良苦用心,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感谢过她。要知道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很多学生无法无天,一门心思“反潮流”;老师们被冠以“臭老九”的帽子,也不敢公开抓教学。正是因为许多老师的坚守,才让我在那个年代里,虽然有些散漫却不致步入迷途。到了高中,又遇到了对我影响很大的数学老师黄佑文,我的学习开始真正自觉起来。

黄老师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平日里,他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文质彬彬,少言寡语。但是只要是到了课堂上,他绝对是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别的老师讲课,我可能会走神,但黄老师讲课,我肯定是聚精会神。黄老师的业务能力非常强,这一点,仅从他的作图就能看出来。别的老师画直线或者画圆,都要借助于直尺或圆规,不然画出来的直线就有了坎坷,圆就成了鸭蛋。黄老师很少借助工具,随手画来,直线笔直笔直,圆浑圆浑圆。

黄老师对我的影响不仅在课堂上。那时我经常到他办公室请教问题,有一次他在给我解答完一个正弦函数的问题后,顺口问我:

“你能不能计算出正弦曲线与X轴之间的面积呢?”

正弦曲线有点类似于竖着切开的窝窝头,它既不是三角形,也不是半圆,利用现有的公式根本无法计算。我有点懵,心想黄老师你是逗我玩的吧?

黄老师看到我面对题目一筹莫展,就拿起笔来一边做一边给我讲解。他利用已经学过的公式,但却是一种全新的思路,一步一步把题目解了出来。他的解法对我来说犹如醍醐灌顶:原来题目还可以这样解!后来我知道,这是一道微积分的题目,要到大学才讲。黄老师让我做这道题,其实是在开阔我的眼界,激发我的心智,让我学会将已经掌握的知识融会贯通。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现在的一些老师,他们在课堂上讲课时无精打采,敷衍了事。学生们本来应该在课堂上学到的重点和要点,却要花高价到他们开办的补习班里才能学到。他们的境界与黄老师相比,判若云泥。这是观念更新还是道德滑坡?是教育之痛还是时代之殇?

如果说孙鸣缶老师、黄佑文老师是对我进行数学启蒙,那么我的语文老师周伯之则让我领略了汉语言的无穷魅力。虽然我后来学了理工科,但一直对文科知识很感兴趣,很大原因来自于周老师。

第一次听周老师讲课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只听了一堂课我就被深深吸引。他在课堂上神采飞扬、妙语如珠。就连诘屈聱牙、十分枯燥的古文,也让他讲得非常生动。我至今还会背诵的几篇古文,像《劝学篇》、《曹刿论战》全文,《五蠹》的部分章节,都是周老师教的。

我爱好写作的习惯,也是周老师培养出来的。那时他经常在班里点评同学们的作文,哪个地方写得好,哪个地方还有不足,点评得相当精辟。这些作文有别人的,偶尔也有我的。每次表扬我的时候,都会让我小小的心里有大大的成就感,渐渐地就爱上了写作。

周老师后来离开了教育岗位,到市报社当副总编。我从部队转业到电视台上班,因为工作的关系,和老师的接触十分频繁。三四十年过去了,周老师仍然像当年在学校时一样,对我的业务进行指点,让我受益非浅。如今,周老师已经退休了,但仍然每天笔耕不辍,醉心于地方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我觉得,如果四十年前在学校,老师对我的教诲是“言传”,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老师的暮年壮心,就是在对我进行着“身教”。

离开学校已经那么多年了,每当回忆起当年的学生生活,总是在内心深处感到温暖。我很庆幸在我成长的季节里,有那么多优秀的园丁为我剪枝修叶,也很庆幸在那样的年代里,老师们的无私奉献、执着坚守。师恩难忘,我写下这篇文字,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并不是每一位老师都像徐特立一样拥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学生,但我想,对于老师而言,无论他的学生地位高低、作为大小,只要我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也许就是每一位老师的初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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