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徐州的“八号”(薛)

 

趣谈徐州的“八号”(薛)

徐州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建城史,是包括西安、咸阳、北京、南京、洛阳、开封在内的中国十大古都之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有几百条大大小小长短宽窄的街道。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从一数到十”,也可以“从千数到万”。比如“一人巷,二眼井(二府街),三马路(三民街),四道街,五孔桥,六营盘,七里沟,八里屯,九里山,十里铺”;比如解放桥旁徐师一附小东有一条“千里巷”,西关余窑附近则有“万里巷”……这些街道在存在的千百年中,为了户籍查找方便,都自然地形成了“从一到十”,“从百到千”,“从千到万”的门牌号和自己的变迁史,今天仅就“森严的河清路八号——徐州原看守所旧址”,“厚重的解放南路八号——徐州市人民政府旧址”,“威武的文亭街八号——道台衙门”这些“八号”谈谈。同时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老徐州们”和文史学者也来谈谈其它街巷的“八号”、“十号”,进行一次徐州街巷的“人肉搜索。若这些文章被有心人“结集成册”,则对开发徐州旅游,挖掘徐州历史起到一点作用。森严的河清路八号——徐州看守所原址提到徐州街道中的八号,最让人感到神秘、敬畏的当属河清路八号——徐州看守所原址。这个院落原是汉奸郑飞卿的房产,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没收。因为它是徐州以前关押犯人的唯一地方,常年戒备森严,岗哨肃立,又是专政机关,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刀把子”,再加上阿拉伯数字中的“8”又像一副立着的手铐,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看守所之所以选在这里,因为它在日伪时期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时被我山东公安大队接管。该看守所设施老化,又处在闹市区,在上世纪未迁往“北山”,去年,又从“北山”迁到三堡。在“老八号”对面路西的一片垃圾堆场旁,因为这片垃圾堆是为填充张勋祠堂后花园的那片水面(原先可划船),当时驻扎在看守所的警卫排大约有三十多人,每天在这片垃圾堆成的空旷地上操练,立正,稍息,齐步走的口令不绝于耳,最后就是步枪瞄准:“目标正前方,100公尺小黑人,预备,放!”喊口令的军官胶东口音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如果还有在此居住过的老人,一定还能记住这悠长、沉着而坚定的口令声!那时出差最怕就是找不到旅店,1983年即使当年住宿如此困难,我市一家工厂的供销科长却因被安排的房间是“8号”而坚持换房,这让外地的旅客大惑不解:“八八发发”是个吉利的数字,怎么徐州人对它如此“反感”,因为别人永远不了解:因为在徐州,“八号”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徐州人谁也不愿意进“8号”,所以对此讳莫如深!“河清路八号”徐州第一座看守所,因为保密的原因,里面究竟关过什么人,徐州人至今也不清楚。据说国民党徐州“剿总”杜聿明在淮海战场上被俘后就被关押在这里,流窜于鲁南苏北的“燕子李三”被捕后也关押在这里,当然,关押在这里的并非都是坏人,在非常时期,如“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如鹿传法、张德法也都曾关押在这里。按说关押在“八号”里的人毕竟是社会上的少数人,看守所里一定很“冷清”。但它也有过两次“炸棚”时期。一次是建国初期的镇反,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严打”。“镇反”由于年代久远,那时年龄较小,没有印象,只记得云龙山西体育场南,一次曾枪毙了几十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而“严打”则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过,印象深刻。经过十年“文革”的混乱,沉渣泛起,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发生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而武斗的余风未尽,打着派性的凶杀事件屡见不鲜。1983年,中央以“快刀斩乱麻”的决心和勇气,开展了一场以整顿社会秩序为目的的“严打”战役,以雷霆万钧之力,逮捕、镇压了一大批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各地看守所“炸棚”。全国人大通过了以“速判快杀”的“9.2”决定,才得以缓解。1983年国庆节前夕,听说枪毙人的游街队伍将要从此经过,只见人们从厂里、奎河两岸、保健院内跑出来,围在和平路两侧。只听一片警笛声从和平桥方向传来,由近百辆大小警车依次开来。前十辆警车上站满了即将伏法的罪犯,由公安机关军管会的武装人员押送,每个被执行的人胸前挂着一块大木牌,白纸上写着罪犯的姓名、案由,画上粗大的红叉。那次“严打”枪决犯人的游街路线就是从河清路八号出来向南,走淮海路车站广场,经复兴南路转和平路到体育场公判会场的。现在处决犯人都是“注射”方法,可是以前传统的都是枪毙,据说将被处决的犯人,从半夜零点开始就陆续从看守所被提出,并用麻绳五花大绑,直到被执行死刑。这些传说更增加了对“8”号的神秘感和恐惧感,所以人们从“8”号经过时都步履匆匆。厚重的解放南路八号——原徐州市人民政府驻地解放路在“文革”前的名称是“三民街”,听名称就知道那是国民政府当年命名的,在“文革”的改名风潮中,被改成解放路,并沿用至今。那是徐州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它仅是一条狭窄的沙石路,沿途有印染厂、印刷二厂和饭店、水果店、烟酒店等,可谓是“路不平、灯不明”。解放南路八号作为原徐州市人民政府驻扎地,它的前身是原浙江会馆,那栋楼两层三开间,作为市政府以后,才陆续修建了北楼、西楼等附属建筑,而浙江会馆在“文革”初期被辟为“红卫兵接待站”热闹过一段时期。该楼在“第二次全国文物实地普查”中被确认为“近现代重要足迹及代表性建筑”,现已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楼始建于民国初年,至今已有百岁房龄。1924年徐州老一代艺术家在浙江会馆的资助下在这里开办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徐州艺术专科学校(徐州艺专)。该校师资雄厚,后来享誉海内外的大师级艺术家如李可染、王子云、萧龙士、王琴舫等都曾在此执过教鞭。而从这里走出来的学子后来也都十分了得。他们当中有福建武夷画院副院长郑斯文,中央戏剧学院院长赵洪模,“上影”著名导演徐韬,江苏国画院著名画师李畹等,还有一大批学员成为中小学的美术老师,让彭城画派薪火相传至今。《彭城晚报》2013年10月25日曾刊登过一篇记者林玉尘写的“徐州八大家影响中国美术史”的文章,这八大家都和徐州艺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说这个文化氛围如此浓厚的地方,应该是一处安静祥和的所在。可是在“文革”期间,解放南路八号这个地方却因三次“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兴衰变迁,却也“史无前例”地热闹了几年。那时“文革”刚开始时,实行的“四大”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各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笋成立起来。三五个人也可以自称“总部”,十几个人也可以自称“总司令部”,于是就有了自己的“公章”,自己的旗帜,而且越刻越大,越做越大。运动初期的1967年,在老中山堂旧址东邻的老市政协活动中心,曾举办过一次“红总”及其三分部“罪行”展,就展出过比酒杯口大、茶杯口大、碗口大的“公章”,能套住半个胳膊的造反派袖标,赶上半面墙的造反派大旗……1967年、1968年、1969年,徐州连续废立了三个“市革会”,而象征它权威的门前大牌子一时也自然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支持它的一派则认为它是本派“胜利”掌权的标志,而反对它的派别则把它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恨之入骨,极欲拔掉而后快。于是在1967年3月起连续几个月在解放南路八号这个特定的街区发生了一连

趣谈徐州的“八号”(薛)

串“砸”、“送”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牌子的闹剧:一派挂没几天的市革会牌子就被另一派别的“造反派”给悄悄砸烂了,支持它的派别隔不多久又敲锣打鼓再送一块更大的牌子,木头的砸烂了,换成钢板焊的,钢板的被氧气切割并推倒又换成石头的。一开始送的一方是大张旗鼓,而砸的一方是偷偷摸摸的,后来斗争越来越激烈,送的一方是敲锣打鼓,砸的一方也明火执仗,斗争的烈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老百姓家中都没有电视,晚饭后到“市革会”去看热闹,成了当年那几个月的“趣事”。威武的文亭街八号——道台衙门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刘峙、杜聿明也在此指挥过徐蚌会战,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到徐州视察就曾住在这里,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建国初期也设在这里。道台衙门是苏北鲁南、皖北、豫东一带最大的府衙建筑群,现已残破不堪,但仍存在一座“一字形”的照壁,徐州人俗称“影壁墙”,它高5.6米,长30米,巍峨壮观,是徐州地区最大照壁,现隐没在高楼大厦之间。当年的道台衙门坐北朝南正堂的屋顶是亮光闪闪的绿色琉璃瓦,四周建有高大的围墙,有四座高三层带射击孔的水泥碉堡,每天还有定时巡逻的哨兵,那闪光的刺刀和空旷街道上回响的皮鞋声,更加重了它的威武。在它四周的街巷中,没有儿童的嬉闹声和小贩的叫卖声。道台衙门不仅是徐海地区最高的行政机关和军事指挥机构,也上演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复辟狂张勋在此地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连摆7天筵席为自己庆祝60大寿,奉系军阀号称“狗肉将军”的张宗昌也在此为老娘候氏做70寿诞,徐州柳新镇中镇口村的传奇将军、跟着贺龙长征的张振汉在此为母亲做过7天流水席的“丧汤”,这座威武的建筑群里的故事口口相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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