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是个退伍老兵，老共产党员，六十多岁还当生产队长，大家习惯称他“老党”，真名反倒没人叫了，1966年我高中下学在生产队劳动，他覚着党培养出一个高中生不容易，在生产队修地球有点“屈才”，为我抱亏，就安排我当个工分会计，给出工的社员记工分，发工分票，带着妇女劳动力干点力所能及的农话，每天收工后与他在一起评出当天的工分，第二天便把工分票发到社员手中，使每个出工的社员都知道自已的劳动所值，无偏私可藏，他的大公无私精神人所共知，所以社员们都尊敬他，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调遣。
我跟他身后当了两年工分会计深知他的辛劳和公正无私。他四十多岁时娶了一个改嫁的寡妇，带来一个“憨不拉湿”（就是有些憨的意思）的儿子，我叫她二嫂子，这个女人口吃，个子高大，走路弓着腰，过门多年也没给他生养个一男半女，这个养子缺心眼，说话口齿不清，“老党”很疼爱他，二嫂全力支持老党的工作，早起晚睡推磨烙煎饼，从不拖“老党”队长后腿，干活评工分从不偏袒憨儿子，我从心底里钦佩老党队长的正直，生产队的农活杂乱，社员们口粮不足，有些女社员饿极了，在铲白菜时掏白菜心吃充饥，他装看不見，至于起山芋罗卜时，社员生吃一点填肚子，他更是不问，大家敬畏他，只要他在跟前，社员们就守規矩，所以有时候他只叮嘱我好好监工，他自已不去劳动現场。 队里有一个“五保户”，孤身一个老妇女，我叫她二大娘，脚小，腰弓，失去劳动能力，“老党”对她关怀备至，常常从家里拿煎饼送去，不断从集市上买菜给她，二大娘生病了，他找医生上门诊治，二大娘老了（死了）后，他亲自主持治丧，搞得很隆重，板板正正抬棺材下湖安葬。送殡那天晚上我从始到终参与，他像送自已老娘一样安排，赢得老少爷门异口同声的称赞。
“老党”比我大二十几岁，听他自已介绍，是四几年被国民党拉兵走的，后来作战被解放军所俘，加入解放军部队后，因作战勇敢，入了党组织。在部队服役几年转业回来后即在农业社任职。“老党”嫉恶如仇，一身正气，从不多沾公家财物，对有些蓄意侵占公众利益的人和事也看不惯，好管闲事。
他一生两袖清风，刚直不阿，他老婆跟他生活几十年，六十多岁亦然躬着腰下田劳作，没有亲生儿女，养子憨不潮湿，不中大用，他不嫌不弃，分田到户以后，三口人都失去劳动力，老伴病了没钱住院，因积劳成疾，躺了两年死了。
老伴死后，“老党”生活上发生了困难，爷俩吃一点买一点，饥一顿饱一顿，住的老屋土墙草顶，风吹雨淋，搖摇欲塌，镇政府扶持，批款给盖了两间瓦房，父子俩告别危房，住进了新房。
由于年事已高（87岁），养子七十多岁了，也失去了劳动能力，“老党”卧床不起两年，没法治疗而亡故。他的大哥也是复员军人，复员那年，家里穷，没住房，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女的死了丈夫坐家招夫），生了儿子，他家离“老党”家有十几里地，侄子在二叔病亡后，看到憨哥没法生活，给带走了（养老了），現在“老党”的两间瓦房里空空如也。我前天回家，看到那空荡荡的红瓦房子孤零零地站在哪里，想起与他过去评工分的时候的豪气，不由黯然伤神，一个老复员军人，老共产党员，凭一腔热血带生产队社员搞生产却没让社员吃饱饭，没赶上时代的脚步啊，改革开放后又落伍了，也老了，默默无闻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精神却永远留在我心底，鼓励我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