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期，农村开始大力发展有线广播，政府投资给每个农户安装一个方形的小广播，乡亲们叫它话匣子。话匣子结构非常简单，木质方框内装有一个响纸，响纸后面焊有两个接线点，作为信号电源线，一根镀锌铁丝从外面扯进来，再装上约两米长的地线，将开关线一拉，话匣子就响了起来。
公社成立了放大站，有专人值机，一天早、中、晚三次转播上级台、站的节目。每天早晨，随着《东方红》优美的序曲开始，接下来就是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县广播站有自办新闻和“邳县生活”两档节目，采用的稿件大都出自基层一线通讯员之手。天气预报节目倍受乡亲们的喜爱，也拥有最多的听众群。尽管预报不准，说有大雨却是难得的响晴天，晴到多云却滂沱大雨下个不停。可乡亲们照样钟情这个节目，一到钟点，便放下手中的活计，支着耳朵，平心静气地把它听完。 那会，农户家中根本没有什么电器，广播匣子是最先进也最实用的家用电器了，农闲之余听广播自然也成了农家人的最高精神寄托。
听广播能上瘾，我有着切肤体会。除了农忙，每天三次的广播，我会雷打不动，从头听到尾。每天听不到广播，我就像生病一样难受。母亲常笑我:“听广播有啥用，不当吃，不当喝，还耽误好多农活！” 母亲说这话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因为与广播结缘，十多年后，我竟干上了与广播密切相关的工作。 俗话说，会听听门道，不会听听热闹。我痴迷于听广播，其实是在向广播学习。上学期间，我最喜欢上的是作文课，而作文课大都安排在周五的下午，那会儿，校内外流传着顺口溜：星期五，写作文，老师出题难为人。作文课堂上，有些同学倍受煎熬，愁云满面，大半天也写不出几个字来。而我，老师把作文题目在黑板上一落笔，思考片刻，一篇作文一气呵成。老师会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读给同学们听，不光年轻人想要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还会招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
高中毕业后，语文老师调到了县广播站当编辑。一天，我心血来潮：能不能给广播站写稿？思忖再三，还是不敢下笔。我的心目中，广播站就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写不出像样的稿件会被编辑耻笑。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最终理智被热情占了上风，一则简讯带着美好的希冀飞进了绿色邮箱。 稿件投出后，就巴望着能被采用，所以，听起广播来更加细心。结果，只有百十字的这则简讯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听到广播后，我的兴奋劲儿堪比范进中举，恨不得跑到村中央喊上两嗓子，让全村人都知道。
初次成功，我的信心倍增。从那时起我采写广播稿的劲头更足了，一有空就在小小的方格内辛勤耕耘。为了提高自己的采写水平，我跑到新华书店购买了新闻采访与写作的专业书籍，认真研读。听说哪里举办新闻写作培训班，我也赶去参加学习。高中毕业那年，我共为广播站投稿三十多篇。每次收到广播站寄来的稿酬时，心情总是美滋滋的。虽然那时稿酬很低，每篇只有几角钱。在我看来，曲曲的几角钱比现在的几百元、上千元来的更贵重。 听广播、写稿子纯属个人爱好，然而，能把这种爱好当成一种职业，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89年春天，县广播电视局首次面向社会招聘驻乡记者，通过笔试、政审，我有幸入围。自此，广播站真正成了我们36名驻乡记者的“娘家”。总编室每个季度都要召集我们开会，辅导业务，讲评成绩，提示报道要点。有了这个平台，我和我的同行们如鱼得水。“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纸有名”，每条新闻从我们的笔尖流出，36名驻乡记者成了每个乡镇的新闻传播者、代言人。
在新闻采写方面，我也是收获满满。除了在市广播电台、《邳州报》发稿外，省电台农村节目、青年之友节目、徐州电台的社会新闻和金陵之声广播电台多次采用我的稿件。“养貂场的五朵金花”、“青春在不懈的追求中闪光”、“舍己救人的小英雄王艳”、“老书生自办私立图书馆”经过电台播出后，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 由于不懈努力，本人多次被报社、电台评为积极作者、优秀通讯员，受到市委宣传部、《徐州日报》、《邳州日报》、市电台的表彰奖励。 回想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沮丧。
尽管现在的广播电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的话匣子早已不见了踪迹，但每每回味从听广播到为广播站写稿再到驻乡记者的几十年历程，幸福总会充盈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