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大饥荒中春节的回忆（作者 ：许宝民）

春节，是万家团圆、举国欢庆的传统佳节，华夏儿女歌舞升平，五湖四海辞旧迎新。时光冉冉，六十春秋复甲子，欣逢盛世又一春。牛年新春，满庭吉祥，在儿孙绕膝欢歌笑语的环绕中，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六十年前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的春节。当年的饥饿、贫困和无奈，在我童年到少年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今常常隐隐作痛。

一九五九年二月，家乡的农民在饥饿的煎熬中迎来了春节，可是村庄里处处找不到丝毫的节日气氛。千家万户持久的饥荒，困扰着无数面黄肌瘦、目光呆滞的男女老少。村里没有鞭炮声，家家户户没有张贴对联，更没有张灯结彩 。至于祭灶神、放鞭炮、相互拜年等传统民俗，也都随着腹中饥饿而消失了，村子里笼罩着一片萧疏沉寂的气氛。

这一年的大饥荒，在进入一九五八年冬季时就初现端倪了。

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集体食堂，各家各户不允许私留粮食，砸碎锅鏊，搜完勺铲，集中到土高炉里大炼钢铁。起初几个月，确实显示了“人民公社好、放开肚皮吃得饱”的优越性。但是到了冬季，完成征缴公粮任务后留下的粮食就不多了，食堂取消了吃饭不限量的聚餐，改为按年龄定量供应，各家各户凭饭票到食堂领取食物。到了腊月，食堂供给的窝头越来越少而小，领回的“四眼糊水”又稀又空。胡萝卜山芋变成稀罕物了，用玉米秸秆发酵后做成的“跃进饼”，也成为只有极少数人见过的珍品。一九五九年初的春节前，农村已陷入饥饿的恐慌中。食物的范围已延伸到玉米棒芯、白菜疙瘩、山芋叶子，有人已早早剥下了榆树的皮，有人遍地寻找可食的野菜小苗苗、茅草根。用笆斗戽了一遍又一遍的汪塘里的小鱼虾、蜗牛、青蛙成为了难得佳肴。有些饿极了胆子又大的人，吃了捡来的死猫肉和捉到的老鼠和蛇。人们到冰硬的田地里，寻觅秋收时遗落下的小胡萝卜或小山芋，到处寻找各种可以充饥的东西。我家的邻居高人一筹，他常到田地、沟沿和坟地里挖老鼠洞，居然也能挖出少许粮食。后来竟引发了一些人到村子东北方向的公墓地里寻找和挖掘老鼠洞，与鼠争食。村子里一户人家有人在粮管所工作，养了一条狗，早已被邻村村民偷去变成囊中之物，村里再无犬吠声，更见不到鸡、鸭、鹅、兔之类的小动物。

一九五九年二月农历除夕，父亲提着瓦罐，从食堂里

领回半罐稀薄的糊糊汤和每人一个二两五的混合面窝窝头。父亲说他吃过了，我们很清楚父亲是饿着肚子让我们吃。那时我和弟弟都已懂事了，肚里很饿，一个人也能吃完那几个窝头，但是全家人都在推来推去。傍晚时分，父亲说生产队食堂在汪塘里洗山芋的木架子下边泥里，一定会有落下的小山芋，即使烂了也能吃。他拿着锨带着我一起去了汪塘边。父亲砸开冰层，脱下鞋子，卷起裤管，下到冰冷的水中，翻起水下的淤泥，果然在泥中摸出十多块黑色的小山芋。回家后用藏下的小铁锅煮熟了食之，虽然烂得有些苦味，但是吃下去还是稍稍缓解了腹中的饿意。

正月初一早晨，我和父亲又到了村东头学校食堂东边高坡上，捡了一盆几个月前食堂剥下扔掉的山芋皮，大部分烂得发黑。回家后洗净、浸泡、滤去黑色的苦水，煮熟后仍苦涩难咽。但是，饥不择食，与难忍的饥饿相比，味觉的难受则微不足道了。母亲年前从陈楼舅舅家里拿回了一些山芋叶子和胡萝卜缨子，从食堂里领回的小窝头，母亲给掺上大量的山芋叶子重新加工，极少的粮食只能当作调料了。

一位邻人告诉我，饿了不要动，钻进草窝里睡觉，睡着了就不饿了。我试了试，此法不行。肚里饿得难受，白天实在无法入睡。

这一年,由于农民住家分片大集中、大搬家，大路西旁的我家一带被划作为食堂、牛棚等公共用房，全家人搬到路东M姓人家两间常年见不到阳光低矮的小屋里。饥荒不断蔓延，谁还有心思去贴对联？

一九五九年刚出正月，我患上了浮肿病。上下眼皮肿得透亮，挤得眼皮之间只剩下一条缝，脚面上用手指按下一个窝后迟迟不复原。父亲和母亲看到我骨瘦如柴十分担心（我曾有一个哥哥在八岁时因生病和营养不良夭折了），母亲到了舅舅家里拿来他家藏下的两碗黄豆，让我喝了一些豆沫水，过了一段时间后，浮肿逐渐消退。因营养极度不良，时患浮肿病者，十有五、六之多。总算熬到了三月初，地里和堰边向阳坡野菜发芽了，人们又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一九六0年的春节依然没有多少好转，所好的是不少人家早早把山芋叶子、老白菜帮晒干后储存起来。政府又从外地调进一些豆饼、橡子饼和高粱。这一年的冬天，尽管这儿已经饥不聊生了，竟然还有一些从西边过来的人来到村里讨饭，看来还有比这儿更饥荒的地方。虽然这些饥肠辘辘的弟兄无狗咬之忧，但是一天挨家挨户走下来，或许只能果腹而已。我问到其中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孩，他说出来讨饭总比在家蹲着挨饿强，出来了还可以省几口饭留给母亲吃，并告诉我他村里几个同学寒假里都出来讨饭了，有的向西到铜山一带去了，开学了也不一定都回去上学。还有一位来自NZ的衣衫褴褛的长者，从怀里拿出两枚直径较大的“咸丰通宝”的古铜钱，声称只要给他六张煎饼就换了，可是无人应答。毕竟六张煎饼可以救命，铜钱不能当饭吃，最主要的原因是谁家也拿不出这六张煎饼。

一九六0年的初秋，不少生产队的食堂办不下去了，被强行搬家大集中的农民纷纷返回自己的家里。一九六一年的春节，虽然村庄仍被饥饿气氛笼罩着，但上级调进来少量的救济粮，每人三斤粗粮（玉米、高粱、豆饼各一斤），尽管仍然没有吃上水饺和馒头，但是比起前两年好多了，患浮肿病的人明显减少了。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饥荒几乎使人们失去了春节的概念，小孩子也不再盼望春节。人们倒是盼望夏天，因为那时夜里可以不受冻，白天可以挖到野菜充饥。

在那三年中，村里有些胆子大的人外流谋生去了。有的爬火车去了新疆、内蒙古，有的去了黑龙江一带的关东地区。村里又有一些人相继去投奔他们。一九六二年秋，全国清查“盲流”时回来了一部分，有的永远定居在那里了。（如本家许景X在黑龙江，村邻陆XX在新疆。）

其实，正常年份，我的家乡炮车可以算得上鱼米之乡。其景象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窥见，三年困难时期家乡遭遇的饥荒，仅仅是千千万万个农村的缩影。在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认真总结了左倾冒进和浮夸风错误的危害，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人民逐渐安居乐业，传统的新春佳节又恢复了欢乐祥和、万民同庆的盛况。

可能是大饥荒时期饿怕了的原因吧，每当我看到对粮食和食物的糟蹋和浪费，便本能地产生强烈的深恶痛绝之感！民以食为天，万万不可暴殄天物。现在，仍有少数贫困地区的人民衣食堪忧，国家每年要进口大量的粮食，土地抛荒的现象随处可见，粮食安全的危机仍然存在。好在英明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未雨绸缪 ，已经高度重视和防范粮食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