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斩“南京大屠杀”魔头谷寿夫的邳州人杜慕陵(作者:杨光正)

监斩“南京大屠杀”魔头谷寿夫的邳州人杜慕陵(作者:杨光正)

最早知道杜慕陵的名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本油印的《官湖公社社志》上,翻开这本社志的“人物篇”,在现代邳州史乃至江苏史上鼎鼎大名的三位文化名人和乡贤映入眼帘,他们是:刘仁航、刘剑秋和杜慕陵。当时很是激动,为官湖能出过这么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而感到无比自豪。后来又在《邳县志》上看到他们的业绩,不过都介绍得比较简略。其实他们中的哪一位都是响当当的历史文化名人,值得大书特书。其中杜慕陵,就曾被派往印度利多镇中国驻印度远征军总指挥部,出任盟军驻印缅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手下的首席军法官和随身翻译,多次参加过对日战斗。关于杜慕陵赴印度参加远征军这段历史,好多史料都没有提及过,笔者是首次发现。战后,杜慕陵远赴日本,作为当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科检查官,先后参与了调查、审判“花岗惨案”元凶和“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等战犯,付出了艰辛的劳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将谷寿夫引渡回中国审判,并亲自监斩了谷寿夫。

家境殷实,学业有成

杜慕陵的大儿子杜振川介绍说,父亲杜慕陵,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邳州市官湖镇,祖上是个富商。父亲又名杜仿杜,家谱上的名字是杜希杜。根据族谱记载,他们是杜甫的后裔,据说爷爷当初给父亲起这样的名字,是希望他能像大诗人杜甫一样有学问,能够名垂千古。爷爷杜艺远,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民国初年出任过原邳县议会议长、教育会长等职。当时家里有良田200多亩,还在镇上开设一个钱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因家境殷实,家学渊源,杜慕陵比其他同年人有了更好的学习知识的机会。他先后就读于官湖小学、邳城第一高等小学,南京省立第四中学。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宣传员。后任汉口第二民众教育馆宣传员。民国19年(1930年)考上了南京私立文化大学,并在第二年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上海外语学院前身)法律系,攻读国际法。1934年夏,杜慕陵由持志大学毕业后,回到徐州铜山县律师事务所任律师。

杜慕陵二儿子杜伟介绍说,母亲杨筱亭(1908-1993)出生于原邳县(现新沂市)窑湾镇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由于初中阶段和杜慕陵的妹妹都是学友加知己,经常相互走动,从而也认识了杜慕陵。当时,杜慕陵的父母也挺喜欢杨筱亭的贤淑和知书达礼,就托人说亲,成就了他们的婚事。杨筱亭高中毕业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师大前身),毕业后回到邳县官湖镇,协助当地镇政府创办了官湖文化馆,后任镇文化馆馆长。这段历史,史料上也从没有过记载,值得以后好好挖掘。

杜伟介绍,据他母亲杨筱亭回忆,杜慕陵学生时代不仅学习用功,还爱打抱不平,嫉恶如仇,经常和同学们讨论时政大事,是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青年。母亲杨筱亭也是个有知识、有远见的坚强女性,为后来父亲杜慕陵的卓越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监斩“南京大屠杀”魔头谷寿夫的邳州人杜慕陵(作者:杨光正)

远征印度,亲历战火

1927年以后,杜慕陵历任邳县县政府秘书与徐州专员公署、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部和第九纵队军法官。抗战开始后,杜慕陵暂时失去了工作,1938年随同妻子杨筱亭一起到了重庆,当时杨筱亭在重庆一所小学任教员,和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钱大钧的妹妹是关系极好的同事,杨筱亭便向其提起杜慕陵暂时没有工作的事,请钱大钧的妹妹向哥哥举荐杜慕陵。于是,在钱大钧的推荐下,杜慕陵得以进入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任中校军法官。

由于杜慕陵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时又谙通国际法,1944年,被派往印度的利多镇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做了远征军首席军法官兼总部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随身翻译(史迪威后来被撤换,由英国人萨尔登继任)。在远征军期间,杜慕陵跟随远征军各部,征战于印缅之间。远征军作战异常辛苦,可杜慕陵从来都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敢于去面对,并目睹见证了中国远征军的惨烈战史。从杜慕陵的笔记中,我们能隐约看到中国远征军的作战情况。

当时利多镇不仅是远征军总指挥部,也是中国大后方抗日物资的集散地。由于滇缅公路被封锁,大批军用物资,粮食药品只得经利多镇起航,经驼峰航线运往后方的成都、昆明。日军企图包抄利多镇,曾发动数次进攻,都被远征军挫败,最后被赶回缅甸。

后来,驻印远征军和美军组成中美联军开始向缅甸境内日军发起反攻。那几场战役可真是惨烈,从新平洋到密支那,从八莫到南坎,在数百架飞机和火箭炮掩护下,中美联军奋勇杀敌,在热带雨林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生命代价,遍地都是死尸,有日本兵的也有中国兵的,都泡在雨水里,远征军就在死人堆里匍匐前进。有的阵地刚攻下来,不久又被敌人夺了回去,然后再反扑夺回来。有的一个团上去,下来后一个连都编不起来了……凡是尸堆密集的地方,一定是经过白刃战,横七竖八什么样的姿势都有,也有拉响手榴弹抱着敌人同归于尽的,尸体被炸得血肉模糊,七零八落。史迪威将军也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

远征军的勇士们用血与火的代价谱写了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他们打通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扫清了向大后方运输物资的障碍,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

在谈到杜慕陵参加远征军这段历史时,杜伟满含深情地说:“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远征军,因为家中保留父亲使用过的帆布吊床,避蚊油,防身匕首……还有许多战地照片。”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物品均毁于后来的“文革”,只有唯一的军用手电筒伴随杜伟度过了8年的知青岁月。

监斩“南京大屠杀”魔头谷寿夫的邳州人杜慕陵(作者:杨光正)

赴日审判,艰难调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的东京宣布成立。盟军逮捕了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28人。当时,参加审判的人员由中美英苏等13个国家的检查官和法官组成,中国也派出了首席法官和检查官。

1946年1月,盟军又在横滨设立了审判乙级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由盟军统帅部邀请有关国家派员参加。同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接到由麦克阿瑟签名的备忘录,要求中国派遣3名军官参加审判。随之,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决定,由军令部派军官2名,军政部派军法官1名,远赴日本参加审判。接到通知后,当时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亲自挑选出该部童维纲、张乃文。军政部也开始了认真的挑选,他们认为,在当时所有的军法官中,只有杜慕陵参加过中国驻印远征军,与盟军统帅部有过配合工作的经验,而且在那段工作中,杜慕陵表现出色,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卑不亢,每次都完满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考虑再三,觉得杜慕陵是最佳的人选,于是,军政部便将这一历史性的重任交给杜慕陵去完成。

1946年6月,杜慕陵和童维纲,张乃文组成3人小组,迅速赶赴日本横滨盟军总部司法厅办理报到手续,成立了中国科,在明治大厦7楼办公。盟军总部司法厅除中国科外还设有英、美、加、印、荷、菲7个科。

杜慕陵等人到达日本的第四天,他们3人就前往中国政府驻日本代表团,与那里的中方工作人员进行了会谈,双方对即将展开的调查工作进行了沟通,同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就在他们会见了各方的记者不久,在战争期间日军驻华高级官员崛内突然到中国科造访,他非常客气地操着一口流利又纯正的北京话和他们交谈着,并态度诚恳地邀请他们去家中做客。其实,崛内的目的不言自明,且很有代表性。因为记者会后,很多曾经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人民做出不良行为的人,都担心成为战犯,他们试图用各种手段和关系去拉拢中国科的杜慕陵等人,以求他们手下留情。面对这些行为,杜慕陵更加坚定了信心,对提取证据也更加细心谨慎了。而这也同时说明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终于开始忏悔,接受良心的谴责。”

此后不久,杜慕陵等3人代表中国人民向横滨军事法庭检举指控了在中国战区的5000名乙级战犯。这个数字通过媒体传播,震骇了整个日本列岛,全岛一片哗然。杜慕陵他们向来访的记者解释,中国所受日本侵略时间较长,战区分布也非常广,中国政府根据大量证据材料和划定战犯的标准,在150万侵华日军中指控5000名战犯根本不多。

杜慕陵深知,检举指控这些战犯并不难,难的是作为检查官的他必须拿出大量证据,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屠杀中国人民的罪犯认罪,才能还原历史,还事实以真相。在日本期间,杜慕陵展开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走访了所有能够收集到证据的任何地方。

美军占领东京后,清理巢鸭监狱,在押的有王智泉等12名中国军人,这12人当即向美军指控监狱里摧残战俘的罪恶,特别是清水等3人是虐杀战俘的罪魁。美方随即将3犯逮捕关押,后移交给中国科侦办。杜慕陵当即询问案情经过,又多次到巢鸭监狱调查核实,索取罪证。在狱中尚被关押的人员中,有盟军的战俘,有中国的劳工,也有被俘的中国军人,杜慕陵都一一走访过,也对盟军逮捕的一些战犯进行调查,并在监狱里对这些战犯进行预审。他们普遍反映,清水、原田、佐佐木是日本巢鸭监狱最残酷凶狠的管理人员,被他们残害打死的人难以数计。

原来,王智泉等1500名中国战俘,是国军卫立煌的部下,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1943年秋天,这批被俘虏的人员全部被押送到日本的鹿儿岛,后又被送到了花岗县矿山做苦工。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历经了种种摧残,在两年非人的折磨中被摧残致死大半,只剩下600余人,他们不堪摧残,相约暴动。一天夜里,他们打死看守,逃到深山里,次日又被日军搜山队全数追回,跪在烈日下,不给滴水粒粮,当天就热死20余人。连长王智泉等12人挺身而出,承担组织暴动的责任,解救了众多难友,日军当即把这12人押送花岗法庭,判处王智泉等人无期及10年以下徒刑,送巢鸭监狱执行。这就是有名的“花岗惨案”,也叫巢鸭监狱虐囚案。

杜慕陵秉烛待旦,以最快速度将这些事实整理成系统材料,转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予以起诉,指控清水、原田和佐佐木的罪行。1947年1月,庭审的那天,12名战俘出庭作证。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3名战犯不得不低头认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合议,分别判处清水有期徒刑20年,原田和佐佐木有期徒刑各15年。取得了审判“花岗惨案”元凶的完胜。

监斩“南京大屠杀”魔头谷寿夫的邳州人杜慕陵(作者:杨光正)

审判大战犯,监斩谷寿夫

作为中国派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查官,在日本半年期间,杜慕陵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调查取证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要算指控和引渡南京大屠杀的主凶谷寿夫到南京受审了。

谷寿夫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是少壮派重要领袖之一,在攻陷上海的淞沪战役中,他是日军的主要指挥官。在侵犯南京时,谷寿夫任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他的部队首先由中华门攻入城内。在他的部队入城时,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还没有到南京。因此,入城初期,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就是谷寿夫,指挥破城以及后来大屠杀也是以他的部队为主,谷寿夫也就是当时日军入侵南京的实际负责人。

南京城门被打开后,日军随即展开了大屠杀,中国被俘军人及平民百姓,共有30万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而大屠杀主要集中在日军入城的开始两个星期,作为主要指挥官的谷寿夫首推为主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乙级战犯之首。被告当时在东京,本应该由中国科提出检控,横滨军事法庭审判,因为犯罪地在中国,为调查证据及询问证人的方便,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决定把谷寿夫引渡到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中国政府驻东京代表团接到国内公文后,即交中国科办理。杜慕陵等3人奉中国政府这一指示,随即去盟军总部军法厅接洽,详细说明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严重罪责。转达中国政府的意图,经同意后,按照外交程序由日本政府将谷寿夫逮捕。1946年8月中旬,中国政府派专机一架抵达东京,将杀人魔王谷寿夫提解归案。

1947年3月,以审判长石美瑜为首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公开审判屠城元凶谷寿夫。法庭邀请南京各界人士及各国使领馆代表前来旁听,开庭当日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此时已升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军法局第十一科科长的杜慕陵,代表国防部军法局前往参审。

杜慕陵将所有证据收集后,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因此,在庭审一开始,他就当庭列举了多项证据:1.英美等国侨民于日军进城时冒险拍摄的影片,内容包括日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枪杀中国被俘军人和无辜市民的真实镜头。2.强拉民夫、殴打平民,侮辱妇女等镜头。3.国际红十字会外籍职员拍摄的掩埋中国被杀军民尸体时的照片,内有男女老幼,惨不忍睹。4.东京《朝日新闻》刊登的两名日军军官在紫金山下开展杀人竞赛的照片,题为“勇哉,皇军”,据照片记载,一名日军军官杀了103人,另一名日军军官杀了105人,并还要将竞赛继续下去……每出示的一份,都是血淋淋的罪证,证据共计8条。其中被奸污的多名妇女的书面证词因为他们家属的阻止未能出庭。

可尽管面对如山的铁证,谷寿夫还是做出了垂死的挣扎,他多次强调,破城后的前两天,他在栖霞山,第三天才回到城内,得知消息后,也曾下令制止,但尽管狡辩,他却始终拿不出任何证据。因此谷寿夫在法庭上的诡辩不被法庭采信,庭审结束后,法庭合议判决谷寿夫死刑。4月26日中午,宪兵将五花大绑的谷寿夫押上刑车,直驱当年谷寿夫攻打南京的司令部所在地——雨花台。杜慕陵作为监斩官也提前来到了刑场。那天,天空下着大雨,沿途市民却汇成人墙,交通为之中断,刑场四周的山头上,观者达数万人。行刑军官从背后对准谷寿夫后脑勺开了一枪,子弹从头顶斜入,由口中飞出,并打飞两颗门牙。谷寿夫当场毙命。士兵们将已毙命的谷寿夫仰面朝天放在地上。此刻,漫山遍野围观的民众高声欢呼,掌声雷动。

身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查官和国防部军法局少将科长的杜慕陵,圆满完成了监斩职责,亲眼目睹了谷寿夫这个恶魔的伏法。

杜慕陵代表中国人终于出了一口气。那一刻,杜慕陵是多么威武、自豪。

可以说,在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中,杜慕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报了仇、雪了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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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列表(2条)

  • 友情岁月
    友情岁月 2022-12-04 18:52

    前辈的祖籍是铜山县万楼村人。

  • 岁寒三友
    岁寒三友 2020-08-26 01:11

    大作让人看了长了知识,又填补邳州市文化的一项历史空白,值得点赞!为作者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