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虎啸势莫当——陈子龙望邳州（作者： 崔学法）

《汉典》成语介绍“龙腾虎啸”出于明末的邳州，其实早在南北朝时，《北史·张定和传论》就有“虎啸生风，龙腾云起，英贤奋发，亦各因时”之句。唐·杜光庭《虬髯客传》也有：“起陆之贵，际会如期，虎啸生风，龙吟云萃，固非偶然也。”唐·严从《拟三国名臣赞序》：“圣人受命，贤人受任，龙腾虎跃，风流云蒸，求之精微，其道莫不咸系乎天者也”。南北朝以后一千多年的明末，“虎啸”“龙腾”又作为单独一个词出现在陈子龙《望下邳作》诗中：“龙腾虎啸势莫当，谁知芒碭云飞扬？”清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下：“龙腾虎啸，不足比其雄；电掣风驰，不足喻其疾。”才把龙腾虎啸作为一个成语单词使用。

陈子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到邳州来，我们只能从诗中了解。从诗题《望下邳作》可知，陈子龙望到得不光是邳州，更是邳州的治所下邳，这说明陈子龙来到邳州，对邳州特别是治所非常感兴趣。我们只有从陈子龙的经历探讨陈子龙什么时候来邳州，以及在邳州的作为。

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六岁入学，勤于经史，力攻章句。天启三年（1623年），十六岁举童子试，名居第二。天启五年，阉党矫旨到苏州逮捕乞假在家的文选员外郎周顺昌，激起吴民公愤，“奋击缇骑至死”。为伸张正气，抗议阉党的不法行为，陈子龙冒着灭族的风险缚草为人，“书奄名射之”。从这一年开始，他先后与本郡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宋徵璧以及苏州、嘉兴等府的文人学士结为好友，切磋学术，议论时务，后来大都成为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骨干分子。

崇祯二年（1629年），陈子龙中秀才，拔为第一。崇祯三年秋，应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师会试，“为省中某公所黜”，落第归里，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以友人戒之而止。崇祯七年春，再度应会试，复不第，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接着，在松江南门外阮家巷陆氏别业南园读书、写作，成《玉堂集》、《平露堂集》。崇祯十年，第三次公车北上，榜发，与夏允彝同中进士，俱在丙科，当就外吏。陈子龙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闻继母亡，回家治丧。

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陈子龙曾一度“欲绝仕宦”，在家“广其宅，示无志四方也”。然而，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从巩固明朝的根本立场出发，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于崇祯十三年六月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寻兼摄诸暨知县。在官之日，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刚柔并用，剿抚兼施，一边“力行保甲，设互首之法，申连坐之令”，镇压饥民起义；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崇祯十七年初，陈子龙因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起义有功，授兵科给事中。后明朝官员背信弃义，杀害许都，陈子龙很是不满，又闻祖母病甚笃，便没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归里。

五月二日，陈子龙得知京师已陷，“国破君亡，号恸欲绝，血泪沾衣”。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以后，起陈子龙原官，六月入朝就任，上言防江之策，莫过水师。又具三疏：“一劝主上勤学定志，以立中兴之基；一上经略荆襄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一历陈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以为鉴戒。”在近两个月内，陈子龙前后上三十余疏，举荐人材；批评马士英重用阮大铖；反对中贵四出选民女并乘机大肆扰民，横行勒索。因为福王腐朽无能，朝政不修，小人当道，大权控制在首辅马士英手里，陈子龙的一切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马士英的“深疑”，群小更是“见嫉如仇”。陈子龙“念时事必不可为”，愤然离开朝班，于九月请假回家。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失守，福王政权至此结束，陈子龙避地泖滨。江南各郡“竞起兵为恢复计”，组织义军，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员也同样在城内募兵抗清。这时，陈子龙与徐孚远及义士集众千余人驻扎陈湖，伺机起兵。夏允彝致书联络吴淞副总兵吴志葵、参将鲁之玙率水师三千自吴淞入泖湖，总兵官黄蜚率船千艘、水师二万人由无锡到此会合。是月初十日，陈子龙设明太祖像誓师起义，原明两广总督沈犹龙称总督兵部尚书，陈子龙称监军左给事中，军号“振武”。陈子龙所集义兵，虽有千余之众，但“饷无所办”，且多泖滨渔人，不知纪律，未尝作战，甚不堪用，与吴志葵水师进攻苏州失败。黄蜚不听陈子龙的劝阻，将二万水师移营黄浦江，因沿途水道狭隘，不利旋转，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仅支撑两月，亦被清军击败。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犹龙等皆阵亡。陈子龙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脱，携家走昆山。夏允彝投水死。

自清军破扬州以后，吴江进士吴易与同邑举人孙兆奎等共组“白腰党”，起兵抗清，聚众千余，结营太湖，出入无常，连攻嘉善。顺治三年春，又与清兵战于吴江汾湖（分湖），大败清军，“斩获过当”。陈子龙向鲁王报捷，鲁王封吴易为“长兴伯”，命陈子龙视师浙、直。五月，陈子龙监临吴易义师。后陈子龙见其“轻敌，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不整，军纪日弛”，遂与之断绝关系。至秋天，吴易被执，义师失败。此时陈子龙因为复明大业不成，经常沈忧咤叹，至废寝兴。及闻浙东、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单幞，混迹缁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将安之乎，惟有营葬大母归，死先垄耳。”即于七月遣家归里，十一月，殡葬祖母于广富林，并作长书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负夏公”。顺治四年初，在广富林家居时，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辈一时零落殆尽，周立勋之死亦已数年，而丧未举，慨然曰：“我死，谁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会葬夏允彝，陈子龙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此系其生前最后留下的文字。

清松江提督吴胜兆，辽东人，以降将从征到江南，他的幕僚皆吴越之人。顺治四年四月，吴胜兆因与江宁巡抚土国宝有矛盾，总督军务招抚江南经略使洪承畴又劾其滥收吴易“白腰党”降卒，遂密谋策划起兵反清。事泄被捕，入狱穷治。清军诬陈子龙与吴共谋，遣兵捕之。陈子龙易姓李，改字大樽，先潜匿嘉定侯岐曾仆刘驯家。后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时清江宁将军巴山、操江都御史陈锦和江宁巡抚土国宝阴谋乘吴胜兆事，“尽除三吴知名之士”，而以陈子龙为首。五月初，他们派出兵丁五百，手挟弓矢，如临大敌，在苏松一带大肆搜捕达五六日之久。最后由于陈子龙仆人不慎泄露住处，陈子龙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捕。巴山等人对他进行审讯，他“植立不屈，神色不变”。陈锦问他为何官？曰：“我崇祯朝兵科给事中也。”又问：“何不剃发？”曰：“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又问，陈子龙凛然挺立，拒不回答。乃执之舟中，令卒守之。

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途经松江境内跨塘桥时，乘守者不备投水，捞起时已经气绝，清军还残暴地将其凌迟斩首，弃尸水中。时年四十岁。次日，陈子龙门生王沄、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遗体，具棺埋葬，清乾隆中谥“忠裕”。

陈子龙不仅是明清交替时一位不屈的抗清勇士，而且在当时的文坛上也颇有名望。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七律诗更有特色和成就。他虽然主张复古，但他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他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收集在清嘉庆八年（1803年）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的短暂一生，他的抗清斗争和诗作对后世都起到很大影响。西安文理学院教授贺信民评论：陈子龙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志士，并最终为抗清斗争而牺牲。他的作品如《秋日杂感》、《望下邳作》等，豪放悲壮，大气磅礴，真可谓明代诗歌的黄钟大吕：

望下邳作

我今不乐鲁宋间，东望踯躅凋朱颜。

眼中高山与大水，古来英雄几人死？

龙腾虎啸势莫当，谁知芒砀云飞扬。

君不见项王长生下邳者，黄石却授张子房。

雨后发下邳

雨过下邳城，林端霁色平。峄阳含宿雾，泗水动微明。

征马浮云气，离人芳草生。桥边有黄石，惆怅不胜情。

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