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日，洋河镇大圩社区的胡嘉良老人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社区干部说，胡嘉良同志是大圩社区党龄最长的老党员，也是社区最后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
1938年11月26日，日军进犯洋河，镇上居民被迫“跑反”，胡明亮家跑到刘老涧的“小关子”亲戚家暂避。驻守洋河的五十七军奋起迎击，日军被迫撤退，撤退时纵火烧毁民房9547间。胡家回到洋河时，房屋焚毁殆尽，无家可归。这年，胡嘉良刚满三岁。
1939年2月，日军再次进犯洋河，胡家又一次“跑反”，并在小关子住了下来。为了维持生计，长子胡嘉宾到沭阳县钱集做生意，后来和当地陈姓姑娘结了婚。胡嘉良五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母亲和哥哥、姐姐扶护灵柩回到洋河安葬。父亲入土后，哥哥返回沭阳，胡嘉良跟着母亲和姐姐在洋河生活。
1945年8月13日，日军乘夜逃跑，洋河镇光复。这年，胡嘉良10岁。在亲友的帮衬下，母亲省吃俭用，送胡嘉良到“三高学校”（洋小）读书。1948年7月11日，洋河解放。13岁的胡嘉良知道，从此，能过上好日子了。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胡嘉良15岁。他参加镇上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和家里人说，日本鬼子让俺家流离失所，绝不能再让美国鬼子阴谋得逞。1951年初，泗阳县动员适龄青年参加志愿军，胡嘉良积极响应号召，到村部报名。村长对他说，你才16岁，先参加民兵，到了18岁，我一定送你去当志愿军。从此，“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了胡嘉良的梦想。
1953年春天，不满18岁的胡嘉良穿上了军装。那天，洋河街上锣鼓喧天。新兵们穿着新军装，戴着大红花，大街两边挤满了送行的人群。送行的人群中有个叫金翠玲的小姑娘，后来成了他相伴一生的妻子。
停战后的朝鲜，到处残垣断壁，急需重建与恢复。战争一结束，志愿军将士就投身朝鲜经济建设的战场，一部分志愿军还帮助朝鲜建立军事防御系统。胡嘉良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军战士。他担任工兵某部三支队四连班长，立了一次三等功，于1956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3月，胡嘉良光荣退伍回到祖国，退伍证上填着“初中”学历，这是他在部队学习文化的成果。
胡嘉良退伍回到洋河，被分配到洋河酒厂警卫班。当时，洋河镇村级政权缺少干部，大圩村的书记尹长才硬把胡嘉良从洋河酒厂“抢”回村里，让他担任村干部。1959年，大圩大队和大圩居委会分立，胡嘉良担任分立后的大圩大队第一任大队长，这一干就是7年。
回国后，胡嘉良结婚，妻子金翠玲小他五岁，就是当年送行队伍里的那个小姑娘。送走了参军新兵，金翠玲就有了找个“最可爱的人”相伴终生的愿望。经亲戚介绍，远在朝鲜的胡嘉良和家乡的金翠玲谈起了恋爱，经过两年多的鱼雁传书，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婚第二年（1958年），胡嘉良的长子出生，取名“惠忠”，1963年，次子出生，取名“惠国”。胡嘉良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向自己一样“忠于祖国”。
打井队成立时，胡嘉良任队长，他带着工友们，用最原始的工具手工打井，通过艰辛的劳动，队里有了盈余。打井队初具规模后，县手工业局派来干部担任队长，胡嘉良转任管理员。后来，队长换了一任又一任，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1970年2月，泗阳化肥厂开工建设，要打一口深水井，县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洋河打井队。分管工业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李义杰要求15天“出水”，经过7个昼夜的奋战，他们就完成了任务。李副主任把打井队留在泗阳,更名为“泗阳县手工业局钻井队”，转为“大集体”性质。
1979年12月，县里领导考虑打井队职工都是洋河人，在县城没有基地，钻井又是“游击”式流动作业，决定让他们迁回洋河。在这10年里，胡嘉良是队里少有的党员，为队伍的稳定、团结做了很多工作。井队回到洋河后，先后补充了一些职工，这些人没有“大集体”编制，职工队伍成了“一队两制”。因为打井队没有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胡嘉良退休后没有养老金，只领取政府发放的抗美援朝老兵补助和立功荣誉金。
胡家向来家风严谨，胡嘉良更是教子有方。在孩子们最需要父爱的时候，他却随钻井队南北转战，妻子金翠玲担起了养育子女的担子。他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教育子女，要求他们要诚实、厚道、勤俭，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精神。洋河酒厂坐落在大圩村，“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少大圩青年进厂当了工人，胡嘉良的三子一女却都在“社办厂”上班。洋河酒厂征用土地时，有“土地带人”的名额，但进厂要缴钱给集体作为补偿，孩子们宁愿不进“国营”大厂，也不让父母借钱。
2021年7月，胡嘉良获颁“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这时，他已是一个有65年党龄的老党员。几十年来，他不忘初心，听党话，跟党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拆迁”成为洋河居民生活中的大事，大圩村首当其冲。拆迁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除了“恋土难移”，每家都争取获得尽可能大的补偿，孩子们也有些想法。胡嘉良和家里人说，我们家原来有不少房屋，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解放后，政府让我们住“公产房”，人不能忘本，现在国家建设需要拆迁，要相信政府不会让群众吃亏。我是党员，不能拖村里的后腿。
1986年，洋河酒厂扩建，胡嘉良住的公产房拆迁，他带头签字；2011年，洋河镇城市改造，胡嘉良和三个儿子的房屋拆迁，他们也是第一批签协议的。现在，他们都住进政府分配的安置小区，一家四代，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