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由自然灾害、计划经济衍生出一个怪胎，那就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票、证、券，城市居民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抽屉专门放置名目繁多的票、证、券，有粮证、煤球证、工业券、专用券、备用券，要说出“票”的名字足以让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瞠目结舌的了，有粮票、煤票、布票、油票、糖票、猪肉票、香烟票、肥皂票、火柴票、煤油票、线票、豆腐票、冬储白菜票……,以上票证都是按人口定量发放的。
粮票分为米票、面票、粗粮票、细粮票、地方粮票、全国粮票……。如果你要跨省出差没有全国粮票绝对是寸步难行的。
票证留给四十五岁以上人的记忆是苦涩的，然而，票证留给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却不是物资限量带来的窘迫，因为那时我只有十几岁。
那是一九六七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家临街的大门被人轻轻叩响，我和妹妹同时向门口跑去，妹妹抢先把门打开但立即“啊”的叫了一声，“砰”的把门阖上，我走上前去，趴在门缝一看究竟，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穿着黑棉袄的农村汉子低着头站在门口。我马上夸大其词的向爸爸“告状”：“爸爸，她把人家要饭的头碰破了！”
也许是怕要饭的耍赖，也许是怕门口围观的人太多，爸爸把那要饭的让进了家门并倒了一杯开水给他，那人坐在凳子上仍然低着头，嘴里不断的低声说：“我不是要饭的，我不是要饭的。”
虽然爸爸和那人年龄差不多，爸爸还是很有礼貌的叫那人大哥：“大哥，你想干嘛呢？”
那人喝了一口水，说：“是这样的，闺女有病，乡下卫生院看不了，我带她到市立医院查出了肝病，大夫交代要多吃糖，城里什么都 要票，我上那弄去，可难为死我了！”
爸爸想都没想立刻招呼妈妈一起到屋里找糖票，不一会儿，爸爸把一叠糖票和一些零粮票递到那人手里，那人哈腰点头、千恩万谢的走了。
我和妹妹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明白：这一季度甚至半年别想吃糖了。
慢慢的家里所有人把这件事忘却了。
次年的秋天，我们家临街的大门又被人轻轻叩响了，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农村汉子扛着一个大口袋出现在门口。
进得门来，那人把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原来是精心挑选的红皮红芋，他说：“山地红芋，又甜又面好吃哩，俺乡下也拿不出啥好东西来。”爸爸赶快问：“闺女怎么样了？”那人淡淡的说：“死了，那是看不好的病，欠下了很多钱还是没看好。”大家唏嘘了好半天，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几斤白糖是救不了肝癌病人的命的。
那人不愿在我家吃饭，执意要走，爸妈也没留他，只是临走时送给他几件旧衣服。
从那以后每年秋天他都要送一口袋红皮红芋，像这样亲戚般的交往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城区旧房改造，我们家迁到另外一个居民小区才失去联系。
如今，年迈的父母经常念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算起来他也有八十多岁了，大概死了”，“用什么办法能联系上他呢”……
这就是票证留下的记忆，我每次回想起这件事都感慨良多，是因为父母的宽厚呢，还是因为农村人的淳朴呢，还是因为物资匮乏给人们带来的无奈呢，我也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