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把“知青”文学称为“伤痕文学”，都把“知青”经历叫做“苦难岁月”，我还真不这么认为。正是那五年的知青经历教会了我勤俭节约，正是那五年的知青经历锤炼了我吃苦耐劳，正是那五年的知青经历锻打了我的性格。
因为我和妹妹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所以随着全国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大潮一起冲到了江苏邳州合沟公社长集大队第三生产队。
我下放的地方一个“穷”字就全包括了，插队落户的第一天晚上，不满十七岁的妹妹满墙摸电灯的拉线开关，几把没摸着就失声痛哭起来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能用上带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的就算是好户了。
当时的生产队长在村里权威很大，所谓：“村东头一跺脚，村西头直晃悠。”他的思维可以左右村里大多数人的思维，同样是“知青”，这个生产队队长认为你是犯了错来的，那你就得好好改造；那个生产队队长认为你是派来的劳动力，你就得好好干活。至于我，说出来你别笑，我是插队插巧了，队长和我一个姓，俺这个知青小组都跟我沾了光，嘿嘿！你就看跟俺一个姓的队长在生产队大会上，左手叉着腰，右手挥动着，可个嗓子咋呼：“老少爷们儿们，姊妹娘们儿们！人家爹娘把孩子从几百里以外送到这里，难道咱四百多户贫下中农养活不了几个下放学生吗？我宣布，以后副业组木匠的砍渣、劈柴都归下放学生烧！”多高的待遇啊！别队知青只能烧稻草。烧稻草做饭你知道吗！如果你不会烧锅，满灶膛堆满了草灰，熏得你鼻涕眼泪一起淌，还做不成一顿饭。
我们知青小组在我的带领下，秉承：不参与家族姓氏斗争，生产队长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与贫下中农相处得还算和睦。
清明过后就是谷雨，正是种春稻的季节，我和妹妹整天泡在水田里，我挑稻秧，妹妹插秧。你看看妹妹的打扮：光着脚，卷着腿，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黑亮黑亮的脸膛，和当地农村小大姐别无二致，腰间还扎着一条长头巾。
腰间扎着头巾的目的有三：这一，把辫子扎进头巾弯腰时辫子不至于掉进泥里；这二，头巾扎腰不会腰疼；这三，头巾扎腰弯腰时不会露出后背的皮肤。那时候的女孩子绝对不会穿露脐装和露被装的呦！
我插队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有一组约定俗成的称谓：三十岁以上的女人叫“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三十岁以下的女人叫“当代花木兰”，简称“花木兰”；三十岁以下的男人叫“基干民兵连”简称“基干连”；三十岁以上的男人叫“壮劳动力”，简称“劳力”。
每天清晨，生产队长站在村口高台上，会用一声长长的“呃”字叫醒每一个人的耳朵，把当天的农活分配得井井有条：“呃———劳力，稻田整地；妇联，秧板田拔秧子；基干连，挑稻秧子；花木兰，稻地插秧；抓紧走了———！”
大田里，几个“劳力”用鞭子驱赶着水牛把一块块水田耙平，然后由“花木兰”把稻秧插下去。艳阳下，和熙的春风吹拂着每一个人，大家整地的整地，拔秧的拔秧，挑秧的挑秧，插秧的插秧，偶尔传来“花木兰”爽朗的笑声，好一幅《稻田春忙图》。
有点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水稻田里遇到泥鳅、鳝鱼、癞蛤蟆和小水蛇是常有的事。
在忙碌而平和的气氛中，忽然有人说：“珊子，给你这个！”（妹妹叫佩珊，老乡们亲切的叫她珊子。）大家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叫新华的“劳力”用铁锨挑着一条半死不活的水蛇往这边一扔，虽然是虚晃一下水蛇撇到了旁边，但是一块湿漉漉、冰凉凉的泥饼不偏不斜掉进妹妹的衣领里，面对这猝不及防的情况，妹妹“哎哟”一声跌坐在水稻田里，面色苍白，直愣愣的说不出话来，看到这情况，我头上的火苗一下冒了起来，窜上去要揍那个冒失鬼，好不容易被大伙劝住，新华面对大家的训斥，讪讪的过来赔礼，嘴里念叨着：“真无趣，真无趣。”我也只好扶着妹妹回家换衣服。
接下来的事可把我给难为死了，妹妹连续几天发着高烧，不吃不喝，精神非常萎靡，吃了退烧药也无济于事，我可怎么办啊？我才十九岁啊！乡亲们纷纷前来探望，都说是“魂”吓掉了。
于是，生产队长派他母亲和另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娘来给妹妹叫魂。两位老人家从生产队仓库挖来一瓢黄豆，让我找来妹妹吓掉魂当天穿的上衣，为了保证叫魂质量还神秘兮兮的把我赶出房间。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屋外徘徊，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怎么折腾妹妹的呢，实在忍不住就从窗户缝向里望去，只见得：生产队长的母亲端着瓢，每叫一声往地上扔一粒黄豆，另一位老大娘拎着妹妹上衣的领口在屋里转悠，妹妹坐在床沿上。队长的母亲叫一声：“珊子回来吧！”另一位老大娘回答：“回来喽！”这样的过程也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屋里忽然传来妹妹的笑声！我赶紧跑到屋里，妹妹已经笑弯了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件上衣竟歪歪斜斜立在地上，据两位老人家说：珊子回来了。
不知是被两位老人家逗乐了呢，还是什么心理暗示，妹妹竟一天天好了起来，活泼的珊子真的回来了！
事情已过去了好多年，如今每当看到小孩子受到惊吓，家长抚摸着孩子的头唠叨着：“孩子别怕，孩子别怕！”的时候，我总是一脸严肃的说：“管用！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