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评词 邳州地方曲种。外称徐州评词。早期称“说话”、“词话”、“说书”，现称“评词”、“评书”，俗称“白讲”、“讲评词”、“拉大呱”，是用邳州一带方言演讲的民间曲艺形式。
邳州评词经历萌芽和形成两个历史时期。宋代，艺人借鉴唐代“弄参军”形式，改滑稽诙谐的动作表演，转向集中表现一定故事，即说唱短篇故事、小说，逐步形成宋代的说唱艺术，便产生评词这一曲种形式。徐、邳一带有“鼓子词”、“合生”(指物题咏)、“小唱”、“杂剧”等。在此基础上元代出现“词话”的讲唱形式，与宋代的讲唱小说相比，在篇幅上是由短篇发展成为长篇，题材上由一人一事的故事进展到讲史的范围，在文体上是把一部分散说的讲史韵文化，又把讲唱的小说散文化。而唱词由于词调已经不能歌唱便改为通俗诗赞(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取消了歌唱形式。两宋时代的讲唱和元代的讲唱产生较大差异，宋代讲唱中的唱是用嗓子唱曲调，元代讲唱中的唱是用道白的方法说韵文，即各种赞词。改唱为说，评词这种形式便诞生了。元代时称这种形式为“词话”、“评话”、“说书”，这和今天的“评词”基本无差异。邳州评词艺人说书中插进各种赞词这便是遗风所在，这种赞词艺人们不唱，和元代艺人一样用说的方法表述。以说代唱加快了演出节奏，使这种形式具有易说、易听、易懂的特点。
元代的“词话”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兴化人施耐庵的《水浒传》就是依据梁山泊及宋江36人故事用词话体集撰而成的，书名就是《水浒传词话》，至明朝嘉靖前后逐渐删改为散文本，成为曲艺人演说之脚本。两宋的“词话”到元代已有“说书”之称，但所说的具体内容仅见零星记载。如元朝杂剧《陶渊明赏菊》中有“打谈的(说书人)说武王打立天下，寻访着孟津老姜。”刘元卿的《贤奕篇》有“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等，可见当时已有《武王伐纣》、《杨家将》等评话本。在现存的元刊话本中，最早见的是清光绪年间得自常熟张大令敦伯家的《新编五代史评话》，据此，近代学者杭州大学教授胡士莹认为：“评话一词实始自元人”(见《话本小说概论·元代刊印的讲史话本》)。当时元朝政府禁止词话，而词话却能发展，胡士莹分析说：“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元代，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这就影响到以历史故事为主要内容的长篇说书使其中一部分略有民族意识或反暴政内容的“讲史”得以发展，成为广泛流行的“评话”。蒙古统治阶级不能容许对现实生活不满和反抗，但说历史故事就无法禁阻，人民群众则在历史故事中曲折地寄托其政治愿望和爱憎。拥刘反曹的《三国志评话》，反对暴政的《武王伐纣评话》之所以特别流行，较之其它评话本发展得更丰富，决不是偶然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城市的出现，元代的“词话”日益发展，书目不断丰富，艺人不断增加，给明清“评词”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明王朝开国之初，采取均平徭役，移民屯田，减征赋税，扶植工商等措施，鼓励农民增加生产。从洪武13年(1380)起，明王朝实行迁移富户、手工业户、脚夫等填实城市，故而新兴的手工业市镇随之繁荣兴旺，古运河沿线诸城镇比其它地区更为发达，这在一定意义上为曲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统治者既贱视又仇视曲艺，怕煽动民众，亵渎帝王，犯上作乱，因而广设樊篱，严加布控。《大明律》有“禁止搬做杂剧律令”。永乐9年(1411)《国初榜文》重申：“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以皇帝为主角)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送拿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宫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于是，不断有对亵渎者遭到割舌、断手、卸脚、发边充军等处罚。《国初事迹》载：“评话艺人张良才因做场擅写省教坊司招子贴布门柱上，太祖令小先锋张焕将张良才“缚投于水。”又在京师“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在对民间说唱伎艺禁杀同时，太祖又命人“设教坊司以掌宫悬大乐”(《大明令典》)。并将民间乐户统于教坊司，于乾道桥立富乐院”，又建十六楼以处宫妓、缮绅宴集用以承值(见《首都志》卷十三)。统治者深知此类民间说唱伎艺亦可用以教化，“以声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人”，故“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见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明成祖即位后，还命解缙等在南京费时6年，修成《永乐大典》，“有评话一门，所收至伙，皆优人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见《四库提要》卷五十四)。
这一禁一倡，使宋元开始兴盛起来的讲史评话，连同其话本都销声匿迹，民间小唱亦返回民间。
明中叶，邳州经济结构起了很大变化，植棉，蚕桑迅速发展，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五年(1430)，郑和率船队7次下西洋后，对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及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农村亦日益繁荣，为民间曲艺活动创造良好条件。自正德以后的100多年里，以小市民为对象的曲艺艺术迅速兴起，邳州当时早已是长江以北重要繁荣城镇，随着古运河漕运的兴旺发达，南北文化交流甚广，曲艺活动交流甚频，评词等曲艺得以长足发展。
民间评话活动明嘉靖时始见记载，钱希言《戏瑕》中记有“瑕曰喜听说《宋江}，先讲摊头(正书前加讲的小故事)半日”一事；万历时袁宏道(中郎)游无锡，听朱叟说《水浒》有感，作《听朱生说水浒传》诗：“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学益变奇，《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可见评话艺术当时已趋成熟，且话本质量很高。张宏于崇祯年间画的一幅长卷图中有说书活动的描绘，证明当时不仅有专业评话艺人，民间业余说书者亦相当普遍。
明万历以后，评话艺坛出现大说书家柳敬亭。柳生于泰州，后至江南，得松江说书家莫后光指点，至崇祯元年(1628)柳说响于南通，始获好评。柳在苏州杭州浪迹半生后来到南京，其说书艺术“所到座中皆惊”，一些达官贵人引为上客，由于他艺术成就和社会地位超越前人，被后世评词评话艺人尊为始祖。是时与柳敬亭齐名的还有韩圭湖、孔元宵、张樵、陈思、吴逸。评话、评词的普及，扩大话本的影响，激励文人对旧话本的收集、整理、改编以至集撰、创作拟话本，成为专供阅读的通俗小说。后世艺人再加工，再创造的话本，其中长篇说部除施耐庵的《水浒传》，还有南京许仲琳编辑的《封神演义》、淮安吴承恩撰写的《西游记》、吴县冯梦龙编写的《新列国志》和增补的《三遂平妖传》。冯梦龙根据宋元话本以及取材于现实所闻作的传奇文学，编就《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话本专集，每集40篇，计120篇，总称《三言》。《三言》的刻印流传，改变文人们对话本的蔑视态度，奠定话本小说的历史地位。可一居士在《醒世恒言》序言中解释《三言》的意义指出：“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通俗也；恒者，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序中强调了这种作用：“大抵唐人选言，人于文(读书人)心；宋人通俗，谐于俚(老百姓)耳，天下之文心少而俚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提刀，再欲下拜，再欲断颈，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曰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而深也。”《三言》中的不少篇章，有为同期及后世艺人搬演。据胡士莹于《话本小说概论》中考证：“《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柳敬亭亦有此一目”；《醒世恒言》中的“赫大卿遗恨鸳鸯缘”为吴中《玉蜻蜓》弹词本；《警世通言》中的“三现身龙图断案”后衍化为扬州评话、徐州评词、徐州大鼓书目《清风闸》，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后为邳州土山洋琴剧团移植改编上演。我市评词名家冯学太、沈寅太等都演讲过《言》中的不少篇章。
清王朝建立后，经康熙、雍正两朝的整治，手工业生产已超过明代。漕运、盐运的恢复和发展给城镇带来更加繁荣的景象，戏剧和曲艺的发展加快了步伐。乾隆6次南巡，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见钱泳《履园丛话》)，这不仅刺激了南巡沿线城镇的兴盛，也促进地方曲种的形成和发展。康熙年间，杨州评话活动已初具规模。因一条大运河贯穿南北，把徐州、邳州和扬州紧紧连在一起，两地文化、商贸和人际交流甚密，扬州评话直接影响邳州的评词。邳州评词与扬州评话不同的是更具有自由性，演出时间不固定，午前，午后，晚上皆可设场；地点不固定，书园(场)、茶舍、剧场、街头、场头、田间、广场、河边、塘边、陋室皆可作场地；道具摆设不固定，有的设桌、设椅(凳)、设醒木；有的只要一条坐凳，有的只拿把折扇，有的持根树枝条或禾棒；演员早期穿长衫，后任意着普通生活装。邳州评词表演格斗则用大架式，表演公案辩理则用小架式，表演喜剧人物或非正常人则用变态式。我市评词艺人后来多有突破，不问是格斗还是公案，根据个人所长，扬长弃短，形成各具特色的表演流派。
评词的书目早期为讲史小说，如《列国志》、《东汉》、《西汉》、《南北宋》、《五代》、《残唐》、《西游记》等，后期渐变为侠义和公案小说，如《三侠剑》、《小五义》、《七侠五义》、《洪武剑侠图》、《雍正剑侠图》、《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海公案》等。评词和评话一样演讲时有固定模式。演员就坐后先打引子(开场白)说一小段杂家故事，10—20分钟后转入正书。每场结束时总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清乾隆时期，经济实力雄厚的盐商和地方绅士，各自挑选名优和各种说唱伎艺组成班子，每逢节日庆典，则举行竟艺。这种戏曲的竞争给评词艺人带来借鉴的时机，使其在书目内容和表演艺术上得到充实和提高。是时，清政府为巩固统治地位，加强这方面管理，在繁华城镇设局修纂曲、剧。黄文阳为此编成《曲海总目》，这给戏剧、曲艺提供了有利条件。评词艺人移植改编一些剧目，使话本文学性大大加强。有些戏曲演员改行说评词，他们按生、旦、净、末、丑行的道白身段来讲评词，使评词在表演上出现新的招式，新的变化。这个时期评词、评话的听众日益增多，演员数量、演出质量、听众人次、书目内容、表演技巧、演出收入等诸方面都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评词出现历史上第一个高峰期。邳州评词扬州评话属于一曲种，仅是称谓不同而已。此二者各自产生于何具体年代?谁在先谁在后?何人继承宋元讲史伎艺后改唱为说创立此曲种?因不见文字记载，故而留下一桩悬案。
清宣统三年(1911)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王朝。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经济入侵我国，苏北连年水灾，大批破产农民进城，城市经济出现畸形繁荣，这诱使着部分曲艺艺人为求发展和高额收入而进入城市，另一部分半农半艺的艺人以谋生为目的进入农村小镇撂地摊演讲。为养家糊口，不少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拜师学艺，从事曲艺生涯。原从艺人员为增加收入，不断扩展书目内容，提高演讲水平，延长演讲时间满足听众需求。艺人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精益求精。连年灾害反而逼出曲艺进一步繁荣的局面。清代以前，邳州叫响的评词艺人不见文字记载，亦无传闻。民国以后，铁富乡沟上村冯学太逐渐闻名评坛。因连年水灾，他随商船多次下扬州拜会评话艺人王少堂受益非浅。他的拿手活以生、旦、净、末、丑行的语调和动作塑造人物形象；以口、手、眼、身、步、神会意传情就始学于王少堂。他的拿手活对邳州评词的发展起到极大作用，公认他为邳州评坛第一代高手，使邳州评词出现第一次斩新发展时期。继冯学太之后闻名邳州评词界的有沈寅太、郭恒九、刘同林、艾夫胜、周绍俊、何立源等人。这些艺人拓展书目，钻研技艺，四处演出，广收门徒，把邳州评词的发展推向鼎盛时期。邳州评词在鲁南及徐州地区令人刮目相看。徐州评词的3大表演流派基本上是在邳州形成的。此时书目已扩展到上百部，其中代表书目《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三侠剑》、《七剑十三侠》、《大明英烈》、《洪武剑侠图》、《雍正剑侠图》、《小五侠》、《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严海斗》、《济公传》等四、五十部。“文化在革命”时期，评词艺人大编新书目，如《江姐上船》、《匪特落网记》、《儿女风尘记》、《乔龙飙》、《童林后传》、《龙虎斗》等三、四十部。目前，邳州评词仍保持清末和民国以来的风格，自身无显著变化，书目发展较缓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批艺人弃艺从商、从工、从农，艺人队伍呈现逐年减少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