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23-24 (作者: 李 勤)

《你在》23-24 (作者: 李 勤)
23
往事即使如烟,也会在某些人心头缭绕。
一再回眸、侧耳,深恐那不该错过的,在时间的漏斗滑落。
我庆幸,生活赐予我苦难的同时,教会了我感恩和珍惜。
让岁月滤去一切杂质,心底自是一片澄明。
漫无边际的淅淅沥沥,正如心底那无休无止的低语轻诉。在这样的日子,与你细说那美好的人和事,沐浴人性的光辉,真是惬意无限。
24
文学这条路,我已跋涉大半辈子。一路走来,有多少磨难自不必细数,而恩师们扶持的手,却在岁月的淘洗下,愈加晶莹。
说到恩师,自然而然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林力中老师。
林老师,我并非你的学生。虽然你是陆丰县最具盛名的龙山中学最老资格的一批教师,还是颇有名气的文艺界前辈,桃李满天下,但我生长于偏僻的甲东半岛,无缘成为你门下弟子。我之所以认识你,是因为你是林苗的父亲。
我对你,应该是先有理性认识然后才有感性认识的,由间接到直接。
最初,我是由林苗的小提琴和竹编扇子知道她有一个艺术家父亲的,但那时候大家都不大讲这些。直到有一天,我和林苗合作修整一道田埂,便有机会多聊几句。当林苗说起她小学五年级曾辍学一个学期时,我脱口而出说我也是。记不清是谁先说出来的,辍学的原因是父亲坐牢,而我们的父母都是教师!我依稀记得,林苗说你的主要罪名,是设计的文艺演出道具出了问题,被指控为反党反革命(这种罪名,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界人士最常见的,舞文弄墨的人,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抓进去)。哦,当时这么一说,彼此之间就有了一种认同和信任,一切尽在不言中。在那个年代,十五六岁的我们可不是人们常常形容的那样无忧无虑,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家庭成分栏里填着“革命干部”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内心里都藏着警惕和戒备,父辈当黑帮、牛鬼蛇神被揪斗或羁押等经历,只会深埋于心。林苗的父亲林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和我父亲还是“难友”。我记住了这一点。
当时的我,有着一般“可教育好的子女”共同的警惕和戒备,更因自幼在海岛渔村长大,目睹太多的家庭暴力和婚姻不幸,加上自己不太快乐的童年和少年,对家庭、家长近乎恐惧。在那容易偏激的年龄,我认定所有的家庭都是家长专制的牢笼,所有的男性家长都是暴君。
由于我父母在偏远的甲东半岛教书,在知青场的那六年,我在客观上便有理由一年半载才回一次家,后来更是连续三年都不回家过年。场里的知青大部分是县城来的,我去过一些场友家做客。其中,只有你家让我待得舒服,成为我最喜欢去的一个落脚点,以至于林苗上大学、工作不在家了,我还是一到县城必到你家并吃住在那里。我称那是我第二个家。说实话,那是我在那个时期欣赏并乐于待着的唯一的家庭!之所以如此,我想关键就在于你这个男主人不令我感到恐惧。
林老师,从林苗的口中,我得知你毕业于香港南国动画艺术学院,解放前怀揣一腔热血,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加入粤赣湘边纵支队文工队,解放后转业到陆丰县龙山中学当了老师,并在县文化馆业余辅导音乐、美术。在五、六十年代,你自费到陆丰沿海地区收集、整理编辑《陆丰渔歌》,并在《汕头文艺》等多家刊物发表。此外,你还兼着陆丰皮影剧团的导演,且独创皮影正面影身的艺术表现形式,曾出访过东南亚不少国家。长到十几岁,我还没见过艺术家呢,只从小说中知道艺术家都是个性张扬、言语夸张的浪漫人儿。说实话,第一次到你家时,我是抱着强烈的好奇心的。出乎意料之外的,你并不像想象中的艺术家那样留着长发或大胡子,衣服也没有五彩缤纷,更没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你很平常,话语不多,甚至于我现在怎么回忆也想不起你那时喜欢谈论什么话题,但印象中却绝不是沉默寡言的那种。我印象深刻的是你说话语速比较缓慢,这缓慢透着韧性和平稳,而不是柔弱纤细。
林老师,如果不是后来读到林苗的回忆文章,我绝对想不到你有过那么轰轰烈烈的传奇经历,却又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到你家走动时,你已经重返讲坛,但此前两年,你还是个黑户和失业者,每次居委会查户口都要把你带走关一晚上!为了维持生计,你带着儿女做手工,削“报仔”(渔网上的浮子)、编簚扇,还要挑着这些“报仔”走村串巷去叫卖……从你的神情话语中,我丝毫也觉察不到怨忿和哀愁,有的尽是浅浅的笑意,演绎着宠辱不惊的淡定。
细细回想,我曾见过你淘米洗菜,擦拭自行车,在水龙头下面安装垫有海绵的过滤笼子,归置旧报刊,摆弄盆栽……是的,我见到的只是生活状态中的你,而没见过处于工作或创作状态中的你是怎么样的。我想,你在创作状态中,也会有慷慨激昂、神采飞扬的时候,就是在生活状态中,也会有幽默浪漫的时候。因为,我在林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在她小时候,你曾每晚给她讲故事哄她入睡,当她怕见生人时,你曾教她想象自己是小老虎,带她去影剧院看电影时,你这个影评家明明有固定座位,却把她藏在大衣下摆,假装要把她夹带进场,故意让查票的阿姨说:“林老师,你怎么有四条腿的?”来闹着玩……但你浪漫、幽默的侧面,我都无缘见识。我印象中的你,只是一个淡定、平和的长辈。
我到你家做客,你一般会说:“阿勤来了,这次能待多久?”这样的问话绝不会让我产生“逐客”的误会,而明白你是要更妥贴地安排“招待事宜”。你和林苗的母亲王老师,对我并没有热情洋溢地嘘寒问暖,但我却确切地感到你们是真的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一般对待。有一年我在知青场过春节,春节后,已上大学的林苗来看我,然后带我到家里玩,午餐桌上有鲜美的鸡肉。林苗告诉我,那只鸡是乡下亲戚春节前送来的,你们特意留到我来的时候才杀……
林老师,我这个孤僻成性的怪人,在你家待着却比在自己家里还自在。在你家里,我看不到剑拔弩张,看不到勾心斗角,看不到野蛮霸道。你和王老师相敬如宾,有说有笑,有商有量,对儿女一视同仁,没有丝毫重男轻女的倾向,对儿女既不动辄呵斥,也不娇宠放纵。在你家,我感受到真正的平等、和谐、温馨,而且,你家里没有丝毫铜臭味。这一点,主要是因为王老师这个女主人。王老师从好多方面来说与你恰成对比,却又相辅相成。王老师长得娇小玲珑,手脚麻利,思维清晰,语速很快,却一点也不罗嗦,没有一般女人的闲言碎语,和你一样达观、恬淡。当时物质匮乏,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但我直到现在才省起,那时候我老在你家里吃住,却从未想及伙食费之类问题!记得那时我到你家住下,会先说返程时间,王老师就叫林苗的弟弟提前去车站替我买车票,到时再叫他用自行车载我去坐车,真的是我一到就要劳动你们全家,但我从未觉察到你们有什么为难或厌烦。不,我并不是没心没肺、只闻饭香不知柴米贵的“马大哈”,由于自身穷酸,我对人家的物质恩惠本来是很敏感的。我在你们面前想不到这些,完全是因为你们家里的氛围,让我脱离了金钱观念和势利。
1980年陆丰县知青全部归线安排,我被安排到甲子初级中学教书。甲子虽说是我老家,但我自幼随父母在甲东生活,高中毕业后即到良种场当知青,所以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前面说过,青少年时期的我对家庭近乎恐惧。我任教的学校离父母家只有一条巷子的距离,但我每天除了回家挑一担食水、洗一趟衣服外,就只有吃饭,吃了饭就走。我感觉跟家里人或周围的人无法沟通,非常孤立、郁闷。而在众人眼里,我是一个怪人。时常有人到我父母面前投诉,或说我不与其打招呼,或是喊了我没有回应,哪怕是我过年过节没穿新衣服……知己朋友说,甲子不是我待的地方,长期待下去非疯掉或忧郁致死不可。
为了离开甲子,本来立志当野草的我报名参加了高考,但因种种原因临考却病了。我带病提前两天到了县城,就住在紧邻考场的你家。我当时应该是感冒引发急性支气管炎,病势凶猛,咳得整个身体抽成一张激烈颤抖的弓,捱了一天,到了呼气吸气都撕裂肺腑般疼痛的地步。当时你家还住着另一位考生和她母亲。我看到那母女对我嫌恶的神态,明白是害怕受我传染,心想以我那种状态肯定是考不上的了,何必在此拖累别人呢?就跟你说我不考了,要回甲子。这时一向温和的你坚决地说:“不考可以,但不能回甲子,我们不会让你这样回去。你要治好了病才能回去。”看一眼那母女,你又说:“你放心住着,她是客人你也是客人。”你让王老师把我生病的消息通知我在县城的另一位好朋友岳青。岳青和他女朋友当天就来带我去医院,又是透视又是拍片地检查,跟医生说明了我第二天要参加高考,开了重药,并特约了一位护士每天到你家里来为我打针。于是,打了青霉素的我麻着半边脑袋走进了考场。每一场考试中间,都有监考老师给我递茶水并问我有没事能否坚持。过后,我才知道那是你逐一找到我每场考试的监考老师,跟他们说明我的病情要求特别照顾,因为你是龙山中学德高望重的前辈,那些监考老师都听你的招呼。林老师,你的细心关照让我感动,但更让我铭感于心的是你对我自尊心的维护。虽然最后我没考上,但考前因病撤回和带病考完试才回,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高考失败后,我死心塌地教起书来,业余时间依然写我的东西。1980年暑假,我将自己几年来的习作编成集子《野草荆棘》,一式复写五本,自己留了两本,送林苗和岳青各一本,也送了一本给林老师你。说不清,当时我为什么会在已送林苗一本的情况,再单独送一本给你。也许是命运冥冥中的安排吧。后来,恰恰就是这本小集子为我带来了转机。
某一天我照例回家吃饭,突然甲子文化站的詹同志到家里来找我,给我捎来一个卷成长筒的邮件。拆开来,是一本《陆丰文艺》和一本稿纸,还有一封信。詹同志告诉我,这是《陆丰文艺》郑明标编辑让他转交我的,郑编辑还嘱咐他要把我引进甲子文学队伍去。我细看那信,郑编辑简略评点了我的《野草荆棘》,并叫我用稿纸抄好《闲话野草》寄给他。就是这位郑明标编辑,后来在《汕头文艺》编发了我的散文处女作。从此我不再孤立无援,融进了甲子业余作者圈子中,并逐渐成为活跃分子,进而组建了萤光文学社,创办社刊《萤光》,因《萤光》而引起惠阳地区文化处的重视,最后被调进文化处创作室……
林老师,我读了信才知道,是你拿着我那本《野草荆棘》向郑明标编辑推荐了我。而事前事后,你都不动声色,没有向我透露一点风声,似乎并没有做过什么一样。人们都以为《萤光》是我命运的敲门砖,殊不知实际上却是《野草荆棘》。这块砖虽然是我自己制造的,但挥动这砖帮我叩开文学殿堂大门的却是你。如果不是你的推荐,我不知道还得在荒漠中彷徨多久呢。
实际上,你对我的举荐并非仅此一次。
1984年冬天里的某一天,学校一位同事突然叫我去他家,说县里来人找我。来人是县司法局一位副局长和一位科长。我听了好一会才弄明白,他们是来动员我去一个叫什么法律调解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当律师。毫无准备之下,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其实并不懂法律,口才也不好,从来没想过要当律师。但来人坚持说,他们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能够胜任律师这一角色,让我好好考虑,尽快给予答复。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轰动整个甲子。因为我是个出了名“不会说话”的半哑巴,除了讲课,难得开口说话。这么一个人,县里却来招为律师!几乎所有的同事、亲友都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主张我赶快答应调动。我因各种考虑而迟迟未给县司法局答复,县司法局的同志又来了一次,还带了惠阳地区司法处的同志来,地区司法处那位同志回去后给我写来一封信,力陈从事司法工作的好处,说在工作过程中积累素材,可以更好地写作,等等。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事是你促成的,我思虑再三,犹豫不决。离开甲子、离开讲坛,是我的迫切愿望,在变更职业的同时变更居住地,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当律师,为需要帮助的无辜者呐喊、伸张正义,也是我非常乐意的。然而,我的理想是当作家。虽然地区司法处的同志说,从事司法工作更有利于业余创作,但毕竟法律界于我是个全新的领域。当时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是,国家法律不甚健全,律师辩护制度很不成熟,律师所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而我的性格是极其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不懂拐弯,不擅变通,如果我在这个时期去当律师,很可能会落得个吐血而死的下场……
虽然最后我放弃了这一机会,没当成律师,但此事如一阵清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冲击,预示了我工作变动的可能性。此后不久,惠阳地区的《东江涛》编辑部就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我是在隔了好久以后,才知道这又是你对我的举荐。原来,早在1983年,在陆丰还归属汕头地区的时候,汕头地区司法处来陆丰各条战线挖掘律师人才,你就通过县教育局长推荐了我,理由一是辩才出众(说来惭愧,我在社交应酬时是哑巴,在正式辩论时却是常胜将军),二是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林老师,我和你直接对话并不多,也未曾在你面前显露过辩才,你应该是从林苗等人间接了解到的吧。你本身就疾恶如仇,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看不惯人家造假,你喝了茅台酒,可以卖几块钱的酒瓶,宁愿砸碎也不卖给收破烂的。汕头地区司法处的人当时就到甲子教办洽商,因我是集体编制无法招收而作罢,但给县司法局留了话,因此当县司法局要组建律师队伍时,又想到了我。
林老师,你这是用行动活现了什么叫润物无声、大公无私!你是陆丰县教育界、文艺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县里各条战线的领导岗位上都有你的学生,但你从未为儿女找人情开后门。就拿林苗来说吧,她自小体弱多病,如果你愿意出面找人说说,她是可以留城工作的,但你没有任何动作,让她和大多数同学一起到陆丰良种场战天斗地去,当时的场长也是你熟人,只要你给他递个话,就可以给林苗安排一个轻松的活计,也不致累出腰肌劳损这么个病来。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之后,你亲自骑自行车给林苗送来课本等复习资料,却并没有替她请假回家复习,或找个厉害的老师为她作辅导……
林老师,我之所以将你视为我的第一位恩师,是因为,当我这棵野草还在坚冰似的土层下挣扎时,是你发现了我,并想方设法为我创造出头露面的机会。世人都喜欢锦上添花、趋炎附势,而谁能像你这样雪中送炭呢?更殊为可贵的是,你是在我并未求助,而你也从无许诺的情况下,默默做了这一切的。你是出于公心,为国家荐才,而并非因为我是你女儿的好友。你这样做,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根本就不图报。不要说报答,就连感谢的话,我也没机会说!而深究起来,你对我的意义,还在于你作为家长表现出的豁达和明智,以致整个家庭充满温馨祥和,使我偏激、冷傲的心稍得温润,让我只是性格有点古怪,而不至于走上极端。你给我的这一份人生裨益,更让我受用无穷。
我到惠州工作不久,你就离休了。我回陆丰时曾去看过你几次,发现你身体情况不好,没过几年就听说到了行动不便的地步,于2001年5月病逝了。林苗打电话通知了我并嘱我撰写挽联。压根就不通平仄、从未染指楹联的我,勉为其难写下:毕生耕耘,笑看坎坷化桃李;一朝驾鹤,幸有丹青伴芝兰。据说大家都认为是你生平的真实写照。但是我自己知道,真实并非如此!我强调了你乐观的一面,却刻意淡化了悲剧性。
林老师,你的晚年,赶上了改革开放,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本该是安享天伦之乐后含笑九泉的。但我知道,你晚年心境并不开朗,活得并不快乐。为什么呢?你没有说。作为晚辈,我不敢也不便探究。但我确实是留意到,并暗自琢磨过。你是个乐观豁达的人,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都能从容面对,怎么在较为轻松的社会大环境中反而郁郁寡欢呢?我想,一生不得志,岁月蹉跎泯灭了美好理想是你晚年忧郁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儿女虽都安居乐业,但无一继承你的理想成为美术家、音乐家,也令你深怀遗憾而不能言表。林老师,我深深明白,一个胸怀壮志、一心奉献人类的人,却在有为之年屡遭打击,未能大展身手,等到终于稍可自由发挥时,体力和精力都已不济,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事!
不过,林老师,林苗和我们谈及往事时,说到一些情况,令晚辈不由要埋怨你几句。命运待你本已苛薄,前大半生的苦难非个人意志可转移,自不必说了,但你不该在晚年得来不易的好日子里,不好好善待自己。林苗在2001年5月写的文章《父亲渐渐离我们而去》中有这么一段话——“你有三个错误:一是牙齿坏了不去修补,不能吃好多东西,营养不够;二是爱喝酒,喝太多,后来又因过敏,突然戒酒;三是懒,缺乏运动和锻炼,你看母亲本来是绝症,可由于乐观和运动,居然活到现在。”林老师,在这方面,王老师确实比你强。王老师在你病倒之前就患了绝症肺癌。当然,这对你又是一个重大打击。但是,王老师本人都能挺住,乐观面对哦。王老师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动手术、做化疗,忍受着手术和化疗的痛苦,坚持康复锻炼,该吃就吃,该笑就笑,没事人似的照常生活,结果是,说是绝症却一次次打破了医生的预言。记得2002年夏天有一次我打电话去,王老师当时病势沉重,说话声音低沉沙哑得难以听清,但我秋天去看她时,她还是轻言浅笑、行动自如,其实此时她病得很重很重!王老师用乐观积极战胜病痛,为自己多争取了十年的生命,也感染了许多病友。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还有许多人每天等着她一起晨练。唉,林老师,要是你能天天跟王老师一起去晨练,相信不会走得那么早。
在你去世后,从林苗的追述中,有两个情节令我感慨万端。
一是在你患病初期,家里失窃。窃贼对你家进行了搬家式洗劫,非但电视机、音响等家电被悉数盗走,连你几十年精心收藏、保存的文物资料、学术书籍、报刊和你自己创作的美术、音乐作品,也荡然无存。而据现场情况(纸张散落一地)判断,窃贼并不是盗窃文物,而是将其顺手搬走当废纸卖的……警察来勘察现场、登记财物损失时,你填写的财产损失是300万元。警察当时说,你家这点旧电器、家具和旧报刊,哪值这么多钱?你再三强调,被盗的旧报刊中有许多是绝版的文物资料、学术书籍和个人作品。警察却嗤之以鼻。遭此打击,你自此病倒……我在想,此次失窃对你的打击是双重的。一生珍藏毁于一旦,那份失落想必大家都不难理会,但令你更感悲哀的是,世风日下,世人顽劣!如果是“智能窃贼”当文物偷窃了去,相信你不会太伤心,毕竟文物在谁手里都能得以保存、传承。你本来就规划着,用几年时间将这些资料(里面有相当部分是陆丰稀珍剧种、渔歌曲谱,以及陆丰皮影剧团的剧本等资料,有些是绝版孤本)分门别类整理好,捐赠给省、市相关部门和图书馆。但是可恶的窃贼,却因为嫌你家值钱的东西太少收获不丰,而将你这些宝贝书刊搬去当废纸卖,乱丢乱扔糟蹋掉了。警方也未予重视,不肯着力立案侦查,凭你一个退休老教师,是无法追回这些你心目中的珍贵文物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知识不值钱,不被尊重,知识分子的心血被肆意践踏……
二是你临终时,对前来诀别的亲属逐一作出奇特的手势(你已说不出话)——画一个圆圈,然后在中间点一点,接着两手往上一扬。当时,众人对此手势猜想不一。最后,在对儿女和孙辈作这手势时,你拼尽最后的气力,一字一顿地重复两次:“要有一颗大大的爱心,奉献人类。”这是你此生最后的一句话。不知大家看到此会作何感想?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写作者为了拔高人物而杜撰出来的。但是,这看似杜撰的遗言,却是一位年青时从海外归来投身革命、终生郁郁不得志、遭受过战争、监禁、批斗、下放等种种磨难的老教师最终的话,原汁原味,一字未改!林老师,我深信不疑,这是你最后的意愿。无论如何,你离世之时,要叮嘱亲人、后代的,就是要保住大爱之心。这就是那淳朴如赤子般的、历尽苦难而矢志不渝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大写的人!
林老师,我不是你的亲属,未曾亲耳聆听你的遗言,但我会将你的遗言铭记于心,并且一生切切实实去践行——“要有一颗大大的爱心,奉献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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