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一个普通教师的一本日记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是我的这本保存了整整50多年的日记，从我的风雨坎坷的经历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个喜欢动笔的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何况我的记性并不好，不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天才，只能用笔头来弥补先天的不足，记日记，搞读书摘抄等，这些笨功夫对帮助记忆很有好处。最早记日记是参加教育工作的1957年，因为到1966年春天，日记，读书笔记，摘抄（有些诗歌、散文全抄），已经积攒了20多本，它是我的宝贵财富。
文革的暴风骤雨突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不明不白的成了挨整的对象，按照权力无限的文革小组要求，1966年8月毫无保留地把个人的文字材料上交审查，尤其是某些人想从日记里找到“三反”言论，认为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是斗争对象“罪行”的“铁证”。我等待革命左派的批判斗争。
经过半年多的批判斗争，“敌我矛盾”缓和了，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革命左派开恩，把所有材料退还给我。我迁怒于这些材料，一气之下丧失了理智，一把火把它们全部焚毁了，因为它们几乎要了我的命啊！
1969年春天，邳县踢支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学校提前放假，我放在宿舍里的最心爱的书籍、收集十几年的集邮册等被偷窃一空。其后调到电厂，再后调入运河中学，换了多次宿舍，搬了多次家，丢失了不少东西。我至今也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还幸存一本1965年3月5日到1966年4月30日的日记，这能说不是奇迹么！
它可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这本日记正摆在桌上，封面是草绿色，右上方有一只美丽的孔雀，左下方有“孔雀”两字，可能是被小孩儿涂成了紫红色，扉页上印有红色“运师工會赠”的字样。在学校记的日记是用蘸水钢笔写的，1965年暑假的日记是在家里用圆珠笔写的。这些日记完全按日记的格式，有年月日星期几和天气。邳州日报原主编周伯之先生曾经阅过这本1965年的日记，他说这是宝贵的史料。比如有运师附小教育教学的内容，有个人搞教学班务家访的事实记录，有十几则关于学习王杰同志的日记。有的星期天比平时更忙，如“三月十四日，星期日 晴” “ 等衣服干了，吃过早饭，骑自行车顶风回校，出了一身汗。到街上串了好长时间才决定买一双脚底鞋，价四元七角七分。还车给肖同志，并走访了徐善义、闫四九，胡洪涛，张会连五个学生。写《练字的故事》，打扫教室和布置教室，进行板书设计。又走访了朱明忠、花秀英、陈丽华、郑军林等四个学生。和朱。冯二同志研究修改教案。”（没有自行车，借家长的自行车；因一个月工资只有34元，买一双鞋要慎重考虑；家访是为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合起来，更好的教育学生。）有“五月十四日十时（北京时间）”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有运师工会组织教工到连云港旅游的纪实， “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记了“收到《中国少年报》寄来稿酬的汇款通知单，稿费是壹元，我要用这一元钱买书送给孩子们。”，放暑假 “七月十四日的日记”，“赶大孙家集，买猪肉二斤，用一元四角，买半斤酱油，半斤醋，一块肥皂，一包碱，两缕线，一斤桃，二斤黄瓜，共用二元多钱。下午洗衣服，带萍儿。今年麦季，她们每人分粮52•5斤，分钱一元多。今年生产队种水稻170亩，至今还有40多亩没插秧，主要原因思想不过硬，地没整出来，缺秧，客观上也有困难，比如全大队栽种200亩，有的队只种二三十亩，有的队没种。劳动力不足，也有过失败的教训，所以积极性不高。”（从这则日记可以知道当时的物价；没透支是因为母亲和妻天天干活；那年邳县要社员种双季稻，生产大队硬把秀穗的玉米，开花的豆子抄掉种稻子，结果下霜时 稻子没成熟，当年社员每人的口粮只有140多斤，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放暑假回到农村家中这个时期的日记，是做家务、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及当年社员辛勤劳动，生活贫困的真实记录。
1966年的日记是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缩影，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中国青年报》元旦社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第一位》，当时政治学习是第一位的，每天早饭前学习关于教育革命的文件，学习焦裕禄，学习毛主席著作等，如“二月三日，今天开始学习，早饭前大扫除，上午学习《人民日报》元旦社论 和《红旗》元旦社论，中午到张楼去给修建王杰烈士陵园进行义务”的日记，每周星期天有时因为 政治学习或中心工作也不能回家，没有自行车多是步行回家，不到家天就黑了，星期日只有半天的时间帮家里推磨，洗衣服、浇菜园 ，到粮库买“返销粮”，或到集市上买些煤炭、煤油等日常用品，减轻妻子的一些负担，下午就要返校，这就是当时家在农村 、亲人在农村的单职工教师的生活写照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本日记全景式展示了5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和当代宽松和谐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50年弹指一挥间，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也从青年成了耄耋老人，正值这本日记51周年之际，重温这本幸存的日记，感慨万千，给人以不少的启示 ，这也是我写这篇文字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