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岁月沧桑、往事如云。逝去的是青春的年华，留下的是年老的容颜；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每当忆起，就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总爱回忆着思考着、写作着、品味着……。对一生亲历的往事，如梦如云、渐远渐近、苦中有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了屈原探路前行的求进心态。
而我的求学之路也算是“路漫漫而修远兮”—— “就读五所校，总算到高中”。
我生于1946年8月在苏北的一个世代种田的老农民家庭。正如我在《六十九、顺口溜》一文中所写：“世代没文化，祖辈抡锄头；锄禾日当午，专心修地球。”
一、先是在本村就读小学四年
1952年村里在老祖林坟场旁（公用地）建起了初级小学校，我有幸入校上学，成为祖辈第一个读书人，这是新社会改变了我这个家族的命运。
解放初期在农村办小学：一是缺资金，建的是泥士茅草房；二是因农村有文化的人极少，缺老师；三是入校学生年龄大小参差不齐。
我入学一年级时，主要开设《语文》和《算术》两门课。如语文课本，开始并未从学识单个基础汉字开始，那就更谈不上汉语拼音了。开篇一至四课依次是：“开学了”；“我们上学”；“学校里同学很多”；“老师同学在一起，相亲相爱真热闹”……。算术课则是与学用算盘开始。
那时国家尚未实行工资制，老师曾一度轮流在学生家“派饭吃”（轮流在学生家吃饭）。教室的“黑板”是在墙上一抹出的黑色墙；没有公用课桌，是学生自带的桌橙；用来装书的是自家用布缝制的布兜；用的是沾水笔和散打的蓝墨水；一到冬天，教室里就很冷了，有时冻得大家一阵阵直哆脚。老师手拿粉笔打啰嗦，学生的墨水瓶也结冰了，只好放在怀里暖一暖，用嘴哈一哈笔头才能写字……。
条件虽简陋，但老师很敬业，学生也刻苦。记得到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去逝，学校还举行追悼会，老师又讲了些国家大事，这使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有了社会见识。
四年的初小给我的一生打下了文化基础，实现了启蒙教育。
二、在镇上就读了五年上学期
在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学期，却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是说，这里是有名的历史古迹，又是远近一方交通和农贸集镇。《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关羽兵败屯土山》说的就是这里。它地处徐州以东60公里，是个并不太高的山岭，当年关羽曾率兵踞守在此，后人依山建起关公庙宇院落；淮海战役歼灭黄伯韬兵团粟裕将军的指挥部就设在院内；解放后这里便成了有一至六年级的土山小学校。
学校的条件算是本县内较好的，青砖瓦房，教室里配有公共桌櫈。老师的教学和管理及校风均远好于乡下小学。
二是说，我家离此四华里地，早去晚回可以走读：我早起赶到学校晨读；中午在校吃带来的剪饼干粮。那时学校仍没有食堂，老师也是自带午饭。
三是说，当时在我们班遇有一个挿班生：她年约二十岁，个高体阔，相比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学生就象她的小弟妹。碰巧有一次我去班主任老师那里交作业，一位大娘进来就说：“魏老师，俺儿媳妇月地了（生孩子），俺向你请假呢！”当时我很是惊讶，怎么班里还有同学生孩子的？现在想起来就不难理解了。五十年代有不少农村大龄已婚青年还可以去学校补习功课，这种求知的愿望是很可贵的。
三、转来邻村续读至高小毕业（1957.3——1959.7）
在土山小学仅读了五年级上半学期，就转学了。家中考虑有实际困难：大清早摸黑往学校赶晨读；中午干吃剪饼也喝不上开水；傍晚放学跑回家才能吃顿热乎饭。年龄尚小，父母心疼我，只好忍疼离校转学。
这个聂阁小学离村只有一湖相隔，在原来的大庙扩建成完小（1——6年级）。我转来挿入五年级可读至六年级高小毕业。
说实在的，这里无论校舍条件还是校纪校风都比不上镇上那个土山小学。举例说罢，不少农村学生散漫习惯改不好；有的打闹欺凌别人给人起绰号；还有那位冉老师常在放学集队时讲讽刺话：“大年五逮个毛兔子，有你也过年、无你也过节”……。真是不习惯而又无奈。但我还是专注着自己功课的学习，它毕竟为升考初中打下了基础。
四、初中三年生活艰难，刻苦学习决不放松。（1959.9——1962.7）
1959年9月，我考入了镇上的土山初级中学。这是我人生学业的新阶段和新起点，使我感到很是兴奋。但也让我经受了艰难的励炼——“三年困难时期”。
在刚入校时还给农村学生享受城镇商品粮待遇，也可换成粮票在学校打伙。但后来就不行了，只有吃菜窝头地瓜胡萝卜和咸菜，喝的是伙房的“蒸馏水”。
学生艰难，老师也好不了。就用粮票去换粗粮和瓜菜等充数。历史课顾老师因饥饿而得病逝去，让我们很是痛心。
生活虽艰难，但学习并不放松。早有“早读”、晚有“晚自习”，在煤气灯下老师还下班辅导。学校每周六下午还集中搞课外阅读宣讲。语文课桑老师对每周的命题作文格外认真，总要先读些范文作引导，批改后又认真讲评。说实在的，我后来之所以一直爱好读写，就是从那时打下的基础。
五、薛集农业高中二年（1965.3——1966.12）
艰难而刻苦的三年初中学习生总算度过了，但国家为了恢复国民经济而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令大批干部和职工下放农村“大办粮食”，大专院校也大批裁减。我们的升学无望，只有回乡务农。
为了落实“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各公社开始兴办农业中学，培养发展农业的技术人才。我们公社筹建的是“薛集农业机械学校”，召生的是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青年，属农专性质，于1965年3月开学。
白手起家，自立办校，虽然连校舍教室都没有，桌櫈也要自带，但我们这些渴望学习的乡村知青
都感到幸运和兴奋。开始借用过小学校的教室；又搬用过大队部的房子；又师生动手打砖坯和烧窑，自建新校舍，苦干了一个夏天，终于有了一个简易新校舍；公社还划给一个果园林场，作为教学实践基地。
说实话，学校虽挂的是农业机械学校，开始也开设了相关课程，但为了迊合大家考大学的欲望，却逐步改变初终，用心转向普高课程。
可事不如愿，到了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席卷而至。破四旧、立四新；大字报、大批判干拢着学校的正常秩序。
值得庆幸的是，根据上级文件，高中每10名推选一人作为代表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我时为学校学生会学习部长，又是团员，理应当选。当年十月参与“邳县革命师生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代表团”，在北京去过北大、清华、中央党等参观学习，又游览过故宫、颐和园和动物园等景点，特别是有幸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回顾我的求学之路，可谓艰难曲折：
1、自1952年7月至1966年12月，历时14年5个月，就读过五所学校，总算到高中。
2、期间曾两次中断学业回乡务农（1962.7——1965.2，两年七个月；1966.12—— 1968.3）一年三个月）共三年十个月。
3、为此，作为农村家庭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作为农民的儿子我付出了刻苦努力，实属不易。
这个高中文化为我的一生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为我参军后的起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后我仍契而不舍，为适应部队机关和院校工作的需要，我坚持在职深造，又获得了大专和本科（函授）文凭及军队院校高级职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