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名羽，字长生，改字云长，汉代河东解人。约生于汉桓帝延熹年间，出身不详，卒于建安24年。汉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关羽追随刘备历尽艰险开创了蜀汉的基业，并受命董督荆州独当一面。建安24年挥戈北伐，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几迁都以避其锋。后孙吴背盟偷袭荆州，不幸遇害于麦城。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代尊崇成神圣；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至今香火祀贤哲”，在中国历史上，群雄逐鹿时代出类拔萃的名将多不胜数，而关羽何以如此幸运呢？
魏晋以降，中国陷入了长期分裂状态，曹操父子以强凌弱霸有天下；司马氏依样画葫芦，从孤儿寡妇手中篡夺天下。晋室南渡，北方是五胡十六国，南方则宋、齐、梁、陈频频“禅让”，尔虞我诈，阴险凶残，君臣、父子、兄弟相杀戮，三百年间七次改朝换代。广大人民在遭受战乱劫难的同时，也看透了统治阶级凶残虚伪的本质。于是，“人心思汉”的同时，也强烈地怀念为“恢复汉室”而奋斗终生死而后已的蜀汉英雄人物，以之寄托对于国家统一和崇高回归的渴望。刘备、诸葛亮和关羽，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被大众复活并重塑的，刘备的民本倾向、诸葛亮的执着忠贞、关羽的忠义节概，成了人们政治理想与道德理想的寄托。至少到宋代，民间文艺中拥刘贬曹的倾向已经十分鲜明。宋金对峙，重演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沉重的灾难加深了大众的历史记忆，与市民阶层同步兴起的通俗文艺，使三国英雄在传奇化的同时也深受下层意识的浸润，关羽的“义”就这种浸润的产物。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桃园结义”，这个“义”字，贯串小说始终是小说的灵魂。“桃园结义无君”，“其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君臣而直称兄弟” （清章学诚《丙辰札记》），正统的封建士大夫将它与梁山好汉 “萑符聚啸”相提并论。相反，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徐渭对“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则极为赞赏：“先主，英君也，为侯报仇，宁失其国而不悔。”即此可见“桃园之义”意识的下层倾向。
金元两代三国题材的戏剧有60余种，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如“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赤壁鏖兵”、“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单刀赴会”等，都已见之金院本和元杂剧。元明之交《三国演义》的出现，则是重塑过程完成的标志。 朱明王朝的统一，中国的封建社会迎来了自己的最后辉煌，一方面是大一统帝国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一方面是市民阶层不可避免地崛起，下层的信仰寄托与上层的有意识的利用，两种力量的互相浸润以空前的声势将关羽推上了神坛。在封建王朝不断追谥加封的同时，关帝庙也遍布城乡了。
关公崇拜是一种文化现象，对待这一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精神遗产，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者肯定，通过批判扬弃，使之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借鉴，才是科学的态度。
关羽作为“义勇”的化身，既是“武圣”，也是道德之神。关羽的“义”，标示了人生的精神价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夕死”，应该成为我们推动坚守信仰、重建道德的重要动力。关羽的“义”，启示我们要重视“义利之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不能惟利是图。关羽的正气凛然、光明磊落、扶危济困、一诺千金、重然诺讲诚信，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也有很高的人文参考价值。
“关公生平图志”选图39幅，其图主要选自清代《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少量选自民初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版《绣像全图三国志演义》之插图。“图志”为清初桃园卢湛辑，广陵汪潮绘，金陵王尔臣刻，熙朝著名廉吏于成龙曾为作序。汪潮和王尔臣为清初著名艺匠，其图古朴拙稚；扫叶版绣像则生动传神，为“演义”绣像中之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