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苏北、鲁南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在敌人的威逼下台赵铁路被修复，中国劳工在枣庄挖出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每个火车站都有日本一个小队驻防护路，但警长和警务人员大部分是中国人。这些人中有的是为日本卖命的汉奸，罪恶累累；也有的是为生活所迫，栖身虎穴的中国人，做了不少好事，广为流传。
在徐州农机修造厂退休的程德志老人，曾任车夫山站日伪警官，下面是老人的自述。
我家住在徐州城东石桥村。小时家里穷，一家七口人，仅有二亩薄地，父亲在民众教育馆干杂工。我因小学毕业成绩不错，经先生介绍，到徐州城里铜山实小上学。高小毕业后，家贫上不起中学，就到徐州袜厂当徒工。
1937年，日寇的飞机野蛮轰炸徐州，各家工厂因此被迫停工，为了糊口，我叔父托人，把我弄到徐州警察三分局给局长当勤务，徐州沦陷后，日伪又召集旧人员回城工作，我仍然侍候局长。之后，挑有文化的青年到市局集训，我又去受训。集训时全是日语课，连出操的口令也是日语。日本翻译小岛孟专教日语。半年时间，我基本上能用日语讲话，并会写简单的日文字母。毕业后分配到徐州传染病院干门卫，后来，又干铁路路警，分配到车夫山站任办事员兼翻译。
当时车夫山火车站的警长李恩义（后化名李志），二十多岁，山东滕县界河人，副警长黄墩启，山东峄县人，都是穷苦农民出身。
李警长经常对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气魄，决不能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当走狗。”黄副警长也经常说：“我们都是为生活所迫，才出来混碗饭吃，谁愿意当汉奸！”
1940年春，泇口伪军团长姜东海逮了一个姓耿的八路军战士，三天后要处死。我在车夫山集上听到这一消息后，回去告诉老李，老李皱着眉头说：“我们最好把那个八路军战士要到站上来。”于是，经过一番周密地计划，决定由我出面写一封信，并盖上日本小队的公章，叫车站的两个自卫团的伪兵去泇口要人，那时的日本人放个屁也是雷，维持会不敢不给。
两个伪兵是早晨八点动身的，十点后仍不见踪影。这时临城开往赵墩的113次混合列车已经进站。李警长果断地说，老黄、老程，你俩去接车，我出去看看。李刚出站不远，便迎面碰到一个自卫团员，他对老李说那个八路被那两个人送到车夫山维持会中队去了。李一听，马上让我去维持会梁XX家向他要人。
我急忙赶到中队部。当时驻车夫山的小队长松尾和会长梁某正在审问那个八路。松尾问：“叫什么名字？”对方答道：“耿化友。”“住址？”“徐洼村”。接着松尾又问做什么生意，向梁会长核实一下是否如此。梁指着耿说：“他跟孙成才（八路军县长）干毛猴子的（八路）。”这时，在门外的我已经忍无可忍，愤怒的烈火已经按捺不住，几步窜上前，狠狠揍了维持会长两个耳光。接着，我用日语向松尾回报说：“梁会长良心坏了坏了的，他和耿化友有私仇，因此，想陷害他，他太不能信任了。”松尾听后，目露凶光，但瞬间又平静下来，指着耿对梁说：“他的安全你的负责。他的吃饭，你要管的。”说着，便带着几个日本兵走了。
这时，李警长带着老黄也来了，我当时指着梁的鼻子说：“耿化友如果死了，是于你有利还是有害？你还是不是个中国人！”
李恩义大喝一声：“带到车站去。”梁一声也不敢吭。
回站后，黄主张把耿放了。李警长说不行，要停一个时期，梁如果不告，就把耿放掉。于是把他先带到车站，白天挖地种菜，挑水浇园；晚上再把他锁在屋里。过一个多月后，梁这个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维持会长真没敢告我这个会讲日语的“红人”。
李站长怕夜长梦多。一天趁无人之机对耿说：“你走吧，到滕县界河去，说是李忠的朋友，就有人管你饭。”耿便走了，走后，李恩义带着几个人胡乱放几枪，总算交了差。
1940年秋，我考取了开封铁路局办的铁路学院，临走时，李恩义反复叮咛说：“程弟，毕业后，不管分配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中国人。”
1941年初，我被分配到宿羊山火车站任警长。同年春，日本人在铁路沿线挖防护沟，伪区长（也称团长）刘斐然是一个死心塌地为日本效忠的汉奸，他向地方摊派民工，为了讨好日本鬼子，命令下属爪牙对民工要心狠手辣，想早日竣工，讨日本人欢心，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
老百姓带着象猪肝一样的窝窝头，喝着凉水，拼死拼活地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稍一休息，便遭一阵棍棒毒打。
一天，路警赵俊杰、王学斌（山东滕县人）看见一个维持会小队长在毒打一个老民工，便上前制止，小队长说：“我是奉刘团长的命令，你管不着。”于是，三人便争吵起来。赵、王二人硬把那个小队长拽到车站，找我评理。那小子嘴还硬得很，我上去便狠狠地揍了他一记耳光。
那小队长回到团部向刘斐然诉苦，刘说：“这次非告他不可，给你出气”。
41年4月14日，刘斐然带着翻译马尾臣并携带许多礼物到徐州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和日本驻徐部队去告我破坏铁路防护工程。
4月25日，刘斐然向附近铁路各站发出了请帖，赵墩、宿羊山、车夫山等站的站长、警长、日本小队长，各接一份，我也在被请之列。日本徐州宪兵队和驻徐部队也给了请帖。定于4月28日请客。
接请帖后，我就知道刘斐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因此，有的兄弟对我说：“程警长不能去，刘斐然这条老狗想在日本人面前陷害你。”
我考虑了一整夜，决定还是去赴这个“鸿门宴”。当时，我考虑到我去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我是铁路正式工作人员，他们是地方伪军;（二）我会讲日语，可以直接和日本人讲话；（三）站上的日本站长和小队长只能帮我说话，而决不会去帮他们。但是，我也有一个十分不利的条件，就是刘斐然这条老狗已经送过礼。
当时赵俊杰、王学斌说：“程警长，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宪兵队的日本人蛮横不讲理，大不了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28日早饭后，我身藏匣枪，压上火；赵、王二人各骑一匹马，腰携两颗手榴弹，雄赳赳，气昂昂地去宿羊山团部“赴宴”。我们三人商议决定：以我摔杯为号，万般无奈之时，将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到了伪团部，赵、王二人在客房门前站着（其它各站也有带的人）。我跨步入屋一看，上首正坐着日军宪兵队长宏田义男和驻徐司令部的XXX（现已记不清），东面是赵墩站日本站长松木和车长张亮、车夫山站站长XX。刘斐然这个老东西在下首。我进去后，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坐在一起吃烟喝茶，过不多时，我站的日本站长吉田也带一个上等兵来了，宴请的客人已经全部到齐，于是宴席便开始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便言归“正题”：“我刘某崇拜日本天皇，热烈欢迎搞大东亚共荣！为了给皇军扒铁路护防沟，不让共匪破坏，我特意派了几个得力的兄弟去督促，以便早日竣工。但是，却有人从中作梗，妨碍我们的行动，并且打伤我们的人，破坏工程的进展……”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便一拍桌子，大喝一声：“七嘎乌（就是“不对”），接着马上用日语反驳：“民工正在干活，你们的排长却想把民工都打跑，影响铁路防护工程的进展，照这样下去，将到何时才能竣工？”接着站上的日本小队长和所长也一起帮我说话，门口的几个自卫团也怒目直瞪。刘老斐一看势头不妙，眨着奸诈的小眼，干笑了两声说：“误会，误会，天大的误会，我们今天开怀痛饮，不谈别事！来！来！诸位，干！干！今天来个一醉方休！”
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斗败了刘斐然这条野狼，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拼搏。
宿羊山北面有个潘桥村，坐落在铁路的西侧，而他们的土地都在东侧。由于扒防护沟，只给留一条小路。小麦眼看成熟了，全村的粮车必须从此路经过，俗话说：六月的天气像小孩的脸，那是说变就变，老百姓辛辛苦苦忙一年的粮食，眼看就要入仓，万一来一场大雨，这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百姓个个心急如焚，纷纷请求刘斐然多留一条路，而这个铁杆汉奸，哪里顾百姓的死活，一概不应。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忧心忡忡，坐卧不安。
当晚，我叫人买了两只小公鸡，提了两瓶徐州高粱烧，把日本站长尾大请来，喝酒期间，我趁机向他讲起留路一事。我说：“现在正值大忙季节，留一条小路，太拥挤，这样既浪费了时间又糟蹋粮食，以后老百姓便无粮向皇军缴纳，这对皇军是不利的。以我之见，不如多留一条路，让老百姓尽快收割，节省下来时间，好为皇军挖防护沟。”尾大听后，大声称赞。当晚，便打电话请示，又多留了两条路。
收麦期间，农民的粮车在这三条路上可以畅通无阻，小麦很快便入仓了。紧接着便下了一场暴雨，持续多天。如果仅留一条路，后果将不堪设想。
41年10月，我又被调到车夫山车站任警长（李恩义因出事外逃）。临走时，宿羊山五十多位父老乡亲都到火车站欢送我，又用红布绣了一面锦旗，上书：“望重一方”。一个农民泪流满面地说：“程警长，您为乡亲做了那么多好事，我代表乡亲们谢谢您！”说完便泣不成声。我紧握着他的双手，哽咽地说：“不要再说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调至车夫山不久，便下了几场大雪，河水都冻结了。10月28日的早晨，我刚刚起床，便听到一阵嘈杂的叫声：“糟了，刘忠堂被日本鬼子绑起来啦！”过了一会儿，他们便找到我，我问明原由。原来，鬼子和刘忠堂一起打麻将，鬼子输了钱，便说刘中堂欺骗他，于是，便把刘忠堂的衣服扒光，放在地窖里冻了大半夜。
我连忙赶到工务段。那个日本鬼子（外号“野猫”）像凶神一样，手里拿着烧红的火筷子，正往刘忠堂的身上烙，发出“嘶嘶”的声音，令人望而生畏。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大喝一声“住手！”谁知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刽子手却手执火筷子刺向我。我纵身一闪，刺空了。他恼羞成怒，猛地从腰中拔出战刀，狞笑着，一步步向我逼近。正在这万分危机之时，日本站长XX闻讯赶来，及时喝住了他，并且让他给我赔礼道歉，给刘忠堂松了绑！
就这样，从日本鬼子的魔刀下把老刘救出来，直到现在，老刘还健在。
1942年秋，有人往东北贩卖粮食，他们从宿羊山、车夫山等集市购买后，大批运往山东苍山等地，但是岔河、李圩等地都有维持会把守，不准出境。车夫山北半楼村的农民刘德千（我妻子娘家是半楼村） 去找我给他的朋友想个办法，把粮食运出境。
我便写了张路条，盖上车夫山站警务分部的公章，果然奏效。维持会一见车站日本人的公章，马上就放行，结果粮车顺利出境。过了几天，刘德千又来找我，并说上次写的条子被收去了。就这样，反复写了三、四次。可是，收回的条子全部被送到刘斐然的手里，刘便带着条子到徐州宪兵司令部去告我，说我私通八路，多次开条往八路区运粮。
于是，宪兵队便下令逮捕我。我万不得已在黄墩启、姚洪范等人的掩护下逃出了虎口，到河北谋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