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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一纸文凭,何以成为清华教授,被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

他无一纸文凭,何以成为清华教授,被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
他是中国现代久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师陈寅恪。
他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历史学家傅斯年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25年,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意在整理国故,培养栋梁之才。
建院之初,国学院欲聘四位导师,前三位都已有了着落:第一位导师王国维,曾开创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第二位导师梁启超,著作等身,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第三位导师赵元任,从哈佛回来的汉语言学大家。
较之这三位,陈寅恪的名声没那么响亮,但为了推荐他做导师,梁启超还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校长说:“陈先生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堂堂国学院导师,怎么能连个学衔都没有呢?”
梁启超说:“没有学衔和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了吗?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加起来不足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迟早会被外国大学请去的!”
清华这才下了聘书。
1890年7月4日,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
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清末四公子”,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
陈寅恪9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眼界高远、志在变革,携陈父一同响应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父亲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
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叫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旧学基础。
陈寅恪才13岁,就被送去日本求学,博闻强识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
两年后,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
他无一纸文凭,何以成为清华教授,被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
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外传先生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筼说:“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
从1910年起,陈寅恪先后求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梵文、希伯来文等十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深不可测。
但16年间,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二字,不过是废纸一张。
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彼时,多少学生为获得学衔装点门面,读起书来投机取巧,避难就易,到手的学问还能有不打折扣的?
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人,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陈寅恪在德国
家境殷实的陈寅恪从不挥霍,每到一处,不及半载而书橱充盈。
刚到美国时,豪购之举令同学诧异:学世界史,竟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
在柏林读书时,生活已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他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
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又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
陈寅恪说:“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呀!”
无怪乎后来杨步伟对人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
他无一纸文凭,何以成为清华教授,被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
1925年冬,陈寅恪抵达清华。他讲课前,讲义做得极为细致,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
1927年被研究院录取的蓝文征回忆:“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上课时,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出来,哦!才知道哪个是德文,哪个是梵文。”
可听懂的人,无不觉得是一种享受。北大教授季羡林就曾回忆说:
“听陈先生讲课,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朱自清、钢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每课必到。
1929年,改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后,陈寅恪在一间小教室里上课,除了清华学生,还有北大学生专门坐车来听,当时两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常有土匪出没打劫,亦无法阻止学生求知。
因常能为人释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辞书”,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
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感佩其学问之深。
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他无一纸文凭,何以成为清华教授,被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
陈寅恪曾经对学生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对讲义的细致、创新贯穿他一生,他的课,总能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常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门下弟子备受启发,终身受益无穷。
1933年,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史学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张地契:“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
大家依次传阅,叹为稀世珍宝。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蓝却说:“这哪是什么明物,分明是光绪时的东西。这纸又厚又粗,显然不是明纸,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鸟听了,佩服不已,问他识不识陈先生。蓝文征说:“那是我恩师。”白鸟连忙起身:“久仰久仰。”
发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之一。
他恪守乾嘉学者的传统和经验,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留洋派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他无一纸文凭,何以成为清华教授,被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民族危亡之际,父亲陈三立绝食而亡。
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先生如果留下来授课,年金丰厚。”
陈寅恪知道,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
以至于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悄然离京,辗转去往西南联大。守孝期间,国恨、家愁叠涌而来,急火攻心,导致他右眼视网膜剥离,必须马上做手术,可一旦做了手术,必须修养一段时间。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
在联大,陈寅恪常常秉烛达旦,备课、写作,绝不因坏境恶劣而懈怠。
由于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工作,不久后,他的左眼视力也骤然下降。陈寅恪读书,向来行的是“古法”,圈点、校勘、批语都在书本上。
北平沦陷时,他将所藏典籍送至长沙,结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毁掉,后来带到联大的手稿也悉数损毁,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为灰烬。
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陈寅恪愣是靠着记忆,在茅草屋里,汗流浃背,坐在小板凳上,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巨著,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
1939年,牛津大学聘其为教授,这是该校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
原本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英国能治眼病,陈寅恪才答应,携家人借道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不料欧战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赴香港,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此时,昆仑关失守,回联大无望,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
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运”学界名流,陈寅恪却被保镖无情挡在飞机门外。
原来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将自家洋狗、沙发甚至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甩下一群学术名流无路可去。
日军进驻香港后,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与内地间的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以至于“食粥不饱,卧床难起”。
不久后,陈璧君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陈寅恪狠狠地用脚跺地面:“请走不送!”
伪港督又拿出20万军票让陈寅恪办刊,陈寅恪再次拒绝。
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
狂儒刘文典向来敬重先生,每逢昆明警报响起,他都跑得飞快,美其名曰:“我是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若是路上看到陈寅恪,便又指挥学生道:“我死了没什么,快去保护国粹!”
得知陈家受困,刘文典在联大疾呼:“陈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
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陆。
随后,陈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昏暗的灯光下,专注于学术一如既往。
1944年,成都一个雾气阴冷的早晨,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从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无一纸文凭,何以成为清华教授,被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
陈寅恪的“不降志,不屈从”,使之晚年注定充满凄凉和苦楚。
1958年,他的教书生涯戛然而止,因被指为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铁骨如他,当即愤怒请辞:“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转身回到书桌旁,在助手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为烟花女子立传,借此倡导做人治学的气节与风骨。
当时,他行动不便,目光微茫,全靠自己开列书单,助手读给他听,听后构思,再口述由助手记录。
为著述这部 80 万字的传记,他一天平均要工作十几个小时。1962年,吴宓来看他时,他感慨万千:
“柳如是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要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写此书,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1月21日晚,妻子唐筼也追随丈夫而去…
复旦的葛兆光先生曾说:
“陈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文化世家的传统,在这一家三代人身上特别浓厚;他们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表现出一种文化贵族式的传统精神,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
自祖父响应变革,到父亲不忍受辱、绝食而亡,再到陈寅恪守志不屈,中国文人气节、风骨,在他们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离骚》有言:“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求一生之学术理想、为达澄澈之思想境界,先生盲眼、跛足、受辱而不改,当世者能有几人?
先生不攀附、不谄媚、不屈从,以三百年而出一人的渊博学识,终其一生,志在构建自由、独立的学术世界,不为权贵和时代之风气而退舍、而苟且,以其书生骨气锻造了一座精神丰碑。
今时今日,后世之人仰望这座丰碑,当反躬自省,何为气节?何为傲骨?何为独立?
惟有思今人之所失,追先生之襟抱,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可能立千年而不坠,与日月而同辉。

为了纪念陈寅恪,团结出版社近期出版了“陈寅恪著作集”,首批推出其最经典的四部作品:《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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